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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狄维城汉奸把他出卖给日本宪兵队,触怒暴敌后被摔死并分尸

jellybean 2024-04-20 00:44:34 故事摘抄 37 ℃ 0 评论

大家好,我是霞姐。

爷爷狄维城汉奸把他出卖给日本宪兵队,触怒暴敌后被摔死并分尸

抗战期间,被日本兵杀害的中国军民有三千多万,战后,中国一些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军事法庭,对2357名乙、丙级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其中有149名战犯被判处死刑。

今天的记录就是其中一案。

战犯是日本宪兵队的军官,被他残忍杀害的是一名少将专员。

日本军官被缉拿后,在上海公审后执行枪决。

该犯是如何立案,成功抓获,并被绳之以法的?

小时候,除了父亲经常跟我讲爷爷,村上人也讲着玩:

噢,狄维城将军是你爷爷。

年长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投降时,在我们狄氏祠堂开爷爷的追悼大会。

几万人参加,老百姓、学生、工人……,人群挤了几里路,都到隔壁商桥了。

杀害我爷爷的日本军官,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死刑。还有6个汉奸,被押到溧阳来枪毙。

这些事,是我从小就知道的。

我的爷爷叫狄维城,出生于1902年。

小时候他在溧阳度过,就读于溧阳平陵书院。

从小爷爷成绩就非常好,17岁那年,一个人到上海,投奔当时狄姓大族中的名人狄平子,在他开设的有正书局里工作。

狄平子是康有为在江南的唯一弟子,又是梁启超的好友,一同参与了“公车上书”。

爷爷在书局里,每日早起生炉烧水、扫地掸灰、整理书架,做些杂活。

但只要一空下来,他就读书局里的书籍,他受到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想要去报考黄埔军校。

他是凭着一腔热血,直接拦下了军校长官的马,成功报考了黄埔军校4期的政治科。

这位长官,就是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北伐战争打响之后,爷爷因上前线,从4期生延到5期毕业。

爷爷的照片

1936年,民国政府给爷爷颁发了北伐战争十周年纪念章。第二年,抗战爆发,爷爷出任国民革命军88师中校副团长。

南京保卫战前夕,爷爷让奶奶带着我的父亲回到老家避难。

这枚北伐纪念章,也被带回老家避难,我父亲一直珍藏着。

1938年,爷爷在第3战区任中校参谋主任、忠义救国军第六支队上校编练官。

后来,爷爷长期在江南沦陷区战斗,与新四军协作,暗中与日军对抗。

到抗战胜利前夕,爷爷出任江浙两省军政少将专员,奉命从事敌伪军的策反工作。

1945年3月24日,他又再次冒险潜入沦陷区,准备策反汪伪政府高级官员。

没想到,他的行踪被敌特发现并报给驻扎在溧阳的日本宪兵队军官富田德。

那天一早天还没亮,大批日本兵就冲进家中,连放两枪后,翻译转述富田德的话,请狄将军跟他们到宪兵队去。

他们不仅绑走了爷爷,还抓了当时怀孕的方德贤(她是奶奶病逝后,爷爷另娶的妻子)。

方德贤担心捆绑伤了孩子,奋力反抗,却被富田德打了一巴掌。

两人被捕之后,富田德审讯他们。

由于爷爷没有跟妻子讲过自己的工作,方德贤也有孕在身,很快就被放了出来。

而爷爷却被审讯了两个月,富田德想劝爷爷投降,但爷爷经历各种酷刑,誓死不屈。

期间,新四军也曾组织力量想要去营救爷爷,却未能成功。

家人再见到爷爷,已经是他被残忍杀害后了。

6月4日夜里,村里的两个渔民在三尖渚荒地看到富田德和6名宪兵。

他们从所乘渔船中拉出我爷爷的尸体,将尸体埋在荒地的泥潭里。

爷爷的父亲和妻子方德贤知道消息后,跑去收尸,却被富田德派兵架起机枪阻拦。

两个多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不久,方德贤生下了爷爷最后一个孩子,也是他的遗腹子。

父亲小时候和爷爷奶奶合影

随即,狄家开始追讨出卖爷爷的汉奸和杀害爷爷的凶手。

国民政府把此案定为重大案件处置。几名汉奸被迅速抓获归案,上海军事法庭也立即将日本军官富田德列为战争罪犯通缉。

可富田德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这样一个小小的军官,很容易就混在士兵里,随战俘被遣送回日本。

如果富田德真的回到日本,杀害狄将军的大仇就难报了。

第一批战俘中没查到富田德的名字,下一批遣返的日本战俘又马上启程回国。

稽查队立即逐个检查即将登船遣返的日本士兵,仍旧查无此人。

情况紧急,高检官找来方德贤,让她跟随稽查队到上海码头寻找罪犯富田德。

在挤满日本士兵的船舱里,只凭名字不可能找到刻意隐藏的富田德。

作为爷爷遇害案最重要的证人,方德贤不仅见过富田德,还知道富田德一个无法隐藏的特征。

爷爷被抓走的那天,就在方德贤反抗之时,富田德一巴掌扇过来,在身边的姑妈看到,富田德挥起的手掌上,比常人多一根手指。

方德贤后来被抓捕审讯,发火的富田德用手锤桌子,她也清楚看到,这个日本人竟然是六指。

码头上,方德贤与稽查人员一个一个舱位寻找,到了离开船还剩半小时,终于在最底层的舱内发现了富田德。

但他并不承认,说自己不是富田德,而叫另一个名字。

方德贤让他把手伸出来,众目睽睽下,这个人伸出的手,分明有六根指头。

富田德被逮捕后,在上海执行死刑,几个汉奸也被押回溧阳枪毙。

爷爷的仇这才得报。

溧阳市的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了爷爷的追悼大会,向政府申报,很快得到指示。

蒋介石发来手谕,追授爷爷陆军中将军衔,并明令褒奖英烈,抚恤烈士家属。

1946年6月,爷爷牺牲一周年纪念日,国民政府在狄氏公祠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那天,一路都是青松翠柏搭建的门楼,一直搭到胥渚狄氏公祠的追悼会现场。

村上人跟我回忆当年的追悼会,说参加追悼会的,有几万人。

政府把松柏搭建的门楼,从三尖渚的牺牲地搭起,一座一座搭到我们村的狄氏祠堂,有好几里路长。

有一块碑,几吨重,两人多高,上面刻了狄维城将军之墓等等字,字体非常好。

算是受爷爷的影响,我父亲16岁就参加抗日。

进了陈明仁的部队,随远征军到滇西和日本兵打过仗。

父亲给我讲过他刚入伍时候的事。

有一次查岗,父亲起晚了没有出操,陈明仁很严厉,要关我父亲禁闭。

他问我父亲:“你叫什么名字?”

父亲说:“狄的真。”

“你姓狄啊!”

“军长,我是姓狄。”

“狄维城是你什么?”

“他是我父亲。”

“好,下次不要这样了。”父亲因此被免于禁闭的处罚。

父亲跟我讲,爷爷是儒雅之将,正派人物,是做事情的人,部队里的人都服他。

爷爷被害的时候,父亲还在部队,他是在报纸上读到的消息。

他也没能回一趟家,而且那时候的溧阳还是沦陷区,还被日本人占领着。

后来,父亲随部队起义,加入了解放军,直到1949年7月,父亲才第一次回了溧阳老家。

一同回老家的还有我的母亲,当时爷爷安葬在溧阳的烈士陵园,父亲带着母亲去祭拜了爷爷。

父亲有一次讲到爷爷,痛哭流涕得说自己母亲也死了,父亲也死了,他当时在部队里,想救却也救不了。

解放后父亲回到家,就在家里务农,副业帮供销社养蜜蜂,能多赚一些钱。

村上人都讲,爷爷当年在这一片寻访,见到有国民党下来敲竹杠,都会批评并阻拦。

父亲和爷爷像,有外地逃荒者找到我们溧阳村上来的,我父亲也是先生先生地称呼,我小时候和人家吵架,父亲也总是骂我,却从来不指责别人的孩子。

受家人影响,后来有外地人逃荒到村里的,我也会说到家里吃。

他说,“不好吧,你家大人呢?”

我说,“我家大人怕什么?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可能有天也会这样的。”

当地人都知道爷爷和父亲抗战中的身份,所以我父亲也从来没戴过反革命的帽子。

溧阳统战部部长还跟我父亲说,“老爹啊,你放心,你们家不会是反面人物。”

可是村里面人,也没有谁把我爷爷当做是民族英雄。

我小时候也忍不住想过,如果爷爷没有牺牲,家里会是什么情况?

我家的红木家具都被我父亲扔掉了。

陕西潼关一个老和尚送给我爷爷的画还没裱起来,也被烧掉了。

还有张大千画的,何香凝送的,有他们落款,都裱好的,也都烧掉了。

父亲把这么多东西全毁掉的时候,附近村上都知道这件事,谁不可惜呢?

但没办法,爷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自己曾是国民党的下级军官,所以父亲还是害怕的。

家里只留下了一枚纪念章,章是一块紫檀木的底座,上面盖有我爷爷的紫铜人像,就是那枚北伐战争十周年纪念章。

我爷爷非常优秀,我父亲也很优秀,我是个一般人,小时候还经常被人说没用,傻里傻气的。

我也不在乎,管别人说不说。太没用了确实也不好,但我的本性就这样,也改不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同学里有的知道我爷爷,有的不知道,老师们肯定都知道。

有个老师,一米九大高个,戴副眼镜,他对我说,“狄琪美,你来。你个小鬼,你这个家庭你知道吗?你们是反革命家庭。”

我说,“放你这屁,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反革命啊。我爷爷是抗日的,我父亲也是起义的,他又不是汉奸。就算我爷爷是反革命,我父亲反革命,我也不是,我是儿童啊。”

我当时就是这么骂的,骂完,我也后悔了,马上说:“黄老师,对不起我犯错了,我不好。”

老师没话讲,说,“你这么小,思想就比较复杂。”

虽然爷爷牺牲在抗日前夕,但我小时候还是介意父辈的国民党身份。

我害怕爷爷的北伐战争纪念章被抢走,就藏在老房子一块穿梁的洞里,有时候我会偷偷爬上去拿出来看看。

家里那块宝贵的纪念章

纪念章藏住了,可爷爷那块几吨重的碑,最终还是不知去向。

有人说见过,在黄家村上,做了桥头了,也有人说,也可能被人家敲碎了,砌成墙角了。

我十七八岁就去找过好几次,都找不到,这块碑想必还在溧阳城的某处。

我高中毕业后,也想当兵,一是体格好,二来祖辈都从军。

但村里这关就过不了,大家对我说,“狄琪美,你不要有什么想法。你就不要当兵了。一当兵就要政审,来审查你们家了。”

还有人对我父亲说,“老爹啊,当兵不当兵不一样吃苦,小狄当兵肯定是肯吃苦,但是你们家是两代反革命,就不要考虑了。”

不当兵就不当兵了,我种地一样吃饭嘛。

我爷爷是浩气长存的抗战名将、民族英雄,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点的。

到2008年,我开了一家古玩店,每天店里来来往往很多朋友。

总免不了聊到我的爷爷,有说爷爷死得惨的,也有说英雄的,但都会说,作为后人,应该为爷爷做点事。

那段时期,正巧南京民政局有一个姓葛的人,到江苏省档案馆去查找资料,偶然看到了狄维城将军的档案。

一看,惊讶了:怎么我们溧阳还有这么一个将军?

正好上海的姑父和他在同一地工作,两人在通信时谈到这件事,姑父回信,狄维城就是我家人。

他立即写信给我父亲,说查到了狄维城的档案,有了这么详细的档案,就可以尝试为狄维城申请复烈。因为狄维城曾经就是烈士对待,他遗留的家属领过抚恤金——一千八百大洋一年。

我得知这个消息也非常兴奋,当时父亲年纪很大,让我去取资料,父亲说,“能成功最好,这样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

但是父亲也说,这件事会很难。

我老婆潘锡妹得知,也陪我去查资料、申请、联系人,把这件事当做狄家后人的一份责任。

当年《申报》对爷爷一案的报道

我们去了宜兴,又去了南京,后来还去了上海,就这样反复几次。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去江苏省档案馆,位于南京市鼓楼区青岛路1号,那天是大雾天,高速公路也封了,等雾开了我们出发,下午六点多钟才到南京。

去到档案馆,工作人员也说狄维城很了不起。他们从很厚很高的资料里找出涉及我爷爷的部分,重新拍照、打印,塑封,交给我。

这些资料中有爷爷的黄埔同学名录,有上海《申报》对爷爷遇害的报道,有下放抚恤的指令,还有爷爷的照片。

我还看到了一份泛黄的起诉书,是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日本军官富田德的。

里面详细记录了爷爷被害的经过。

起诉书记载:

1945年的6月4日夜间,富田德率部下宪兵6名,以草绳捆扎狄维城的双目和下颌,又用布条绑住他的嘴,然后将其一再高举摔地至昏厥。

他们把狄维城装在草包内,安排两名宪兵背出。发现狄维城尚未气绝之后,又连续高举,摔在地上。

爷爷就这么被他们活活摔死了。

不仅如此,他们把爷爷的尸体放在扣留的渔船内,运到被渔民目击的三尖渚荒地,将尸体由草包中取出,准备埋起来。

此时,富田德用他的刺刀,割下了爷爷的脑袋,又戳刺爷爷的腰部。

埋尸体时,因为挖的泥潭太小,富田德又砍下了爷爷的左手和右臂,以草绳扎紧尸体,把垃圾及瓦砾覆盖在上面。

法庭捕缉富田德归案后,将其关押于提篮桥监狱。

1946年7月2日,富田德因故意杀人罪,由上海军事法庭提起公诉。在审判庭上,方德贤曾到庭指认,而富田德浑身哆嗦求饶。

1947年4月17日,经上海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死刑,并呈国防部批准执行。

4月17日,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执行枪决的这天,看守呼喊让富田德走出监舍,富田德知死期已至,面呈惨色。

宪兵上前对富田德搜身,富田德用汉语回答:“请勿搜身,我没有什么东西。”

他将纸包1封、绢布包1个、书信6封交给监狱看守,告诉他们把这些东西转交其家属及位于上海江湾的战犯拘留所等处。

9点55分,富田德被看守从监室提押至监狱空地上,于临时公案前站立。

此时,检察官宣布死刑后,问他有什么遗嘱。

富田德回答:“我知道这一天总要来临,我要写遗书。”

检察官批准后,他要了一支铅笔,在左边小桌上的十行竖式信纸上开始写,写信的手还在发抖。

富田德写的第一封信为:“江湾拘留所队长以下各位:八月十四日午前十一时命终,我活了二十九岁……以后事情托丸山、野口、森下三位照料,祝各位健康!……昭和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富田德。

第二封信为:“我的爱妻津江静子:我的生命到今天为止……我的灵魂永恒地跟随母亲和你。纸短情长,珍重珍重。昭和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夫富田德。

写到这个时候,富田德向罗翻译官要求吸支香烟,罗点头答应,在边上的《大美晚报》记者吴某递过“骆驼牌”香烟一支。

抽着烟,富田德继续写第三封致其母亲的信,称自己死后灵魂永随母亲左右。

遗书写毕,宪兵上前对富田德强制绑缚。

富田德被捆绑着在行刑椅坐下,子弹击中他的后脑,由口而出,门牙打落,四枚金牙仅剩其一,当即毙命。

我看着档案,也是想不通,何苦呢?他何苦杀掉一个中国将领。要没杀我爷爷这件事,他也许不会被枪毙。回国后种田也好、务工也好,还能和家人团聚。


那段时间,我和妻子天天忙着复印手头上的资料,复印了一二百份,分发给亲戚、朋友。

亲戚们都说,“小狄你很好,不管成不成,有这份责任心、孝心就很好。”

我也想,作为狄维城的长孙,一定要为爷爷树碑立传。

我们不要什么待遇,就是想给爷爷恢复他抗日烈士的名份。

放在全国来讲,爷爷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贡献,但当时就是爷爷这样的爱国年轻人出来和日本兵对着干。

要没有他们,那我们现在怎么样了?想都不敢想。

所以,于公于私都应该帮爷爷去争取。

我们把整理好的资料,先递交到溧阳市民政局优抚科,他们也很支持,在溧阳市通过后,提交到了常州。

常州领导还专门到溧阳开了座谈会,答复了追认狄维城为烈士的要求:

狄维城不是在战场上被日本人杀害的,而是在战场外,不能满足烈士申报相关条例中“确因对敌作战牺牲”的要求。

省民政局的领导来安抚我,说虽然还没复烈,但认可我爷爷的事迹。

他们还特别找了我妻子,表示以后只要能申烈成功,政府会给我爷爷树铜像,纪念馆也要建。

父亲得知结果后,说没关系,他早就知道这件事很难。

父亲(左一)和其他抗战老兵合影

原来,父亲在八十年代就到过南京,去找当时的政协邱行湘,他和爷爷是黄埔军校同期。

见面时他对父亲说:“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但是你父亲的事,我还做不了主。”

爷爷刚牺牲的时候,安葬在溧阳烈士陵园,解放后说爷爷是国民党,历史不纯,就把他清出来了。

村里人帮父亲一起把爷爷遗骸移出来,葬在村上的一块田地里。

后来农村用地变化,爷爷的坟几经搬迁,最后葬在溧阳农村的公墓里,在公墓重新立的碑,碑体不好,字也刻得不好,有的地方字都刻错了。

每年春节、清明、中元,我们一家人都会去上坟拜拜爷爷。

除了我们这些后人,再没有其他人知道爷爷的事情了。

我一直想,爷爷是为了抗日才牺牲的,日本人折磨他那么久,虽然他随便软一软就能活下来,但是他宁死不屈,因为这样的硬骨头才被日本人杀害。

在我心里,爷爷一直是英雄。

我们看到狄维城案件的资料时,觉得很不可思议,有这么详实的档案,怎么会鲜少有相关报道。

赶紧联系上狄琪美,听说要了解他的爷爷,他特别开心,热切说,一定知无不言。

而他的妻子却相反,让我们不要太用心做这事,她担心丈夫已经平静下来的内心再起涟漪。

之前为了给爷爷复烈,他们夫妻花非常多的精力物力。

夫妻俩一直强调,给爷爷复烈不是为钱,他们一分钱也不要。

其实,他们做这些,只是想要爷爷被后人记住。

而被后人记住,有很多种方式,讲好他的英雄事迹也是一种。

狄维城没有战死疆场,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彰显了中国人的不屈和血性,无人不敬佩他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

这样的英雄,我们应该记住他。

编辑:思聪 霞姐

图片来源:口述者提供,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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