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乐南庙的前世今生

作者： 董何明

出更乐上南门，向东南行五里许至台科山。远远望去，丘岗之上有一大片飞檐斗拱，丹楹彩绘的建筑群，掩映在古树擎霄，松柏苍翠，花木扶疏，蔚然深秀之中。环境清幽、清烟飘袅、仙气缭绕、云蒸霞蔚，这里就是誉享方圆百里“求签至灵”的吕祖庙，又名一粒祠。而乡人则习惯上亲切地称其为南庙。

南庙始创于清康熙十三年，迄今已历340年的岁月沧桑。与更乐人民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朝夕相伴，密切相关。自古就是乡间广大民众慰藉心灵的场所，也是寄托信仰的精神家园。毋庸置疑，当我们回眸这座古庙，从创立传奇到拆毁风波，乃至再度重建胜迹的多舛命途时，即使是在科学日益昌明、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南庙作为一种历史遗产和文化符号，仍然表述着比它本身更为丰满的寓意。

一

南庙始肇的由来，缘自于一粒丸药治哑的传奇故事，数百年间传诵在乡中家喻户晓，人皆耳熟能详。这也是清康熙十七年《创建大仙吕公堂记》碑文和嘉庆四年《涉县志》记载的历史事实：更乐北池东巷人李鑑，是村中有名的大孝子，其幼年丧父，与母相依为命。然而，不久母也罹患重病撒手人寰，猝然而至的家庭变故，无异于晴天霹雳。李鑑悲痛欲绝，恸哭不止，乃至失声致哑，多年不愈。

时值康熙十二年九月初五这一天，李鑑和往常一样去台科山自家地里干活，恰遇一黄衣道士，当黄衣道士发现李鑑是一个哑巴时，遂送一粒丸药。李鑑吞服后，奇迹立现，居然能开口说话了，且与道士对答如流，声如洪钟。转瞬之间，黄衣道士踪影全无。趁着兴奋，李鑑急忙赶回家，将台科所遇告知兄长李钦。此时，乡人看到李鑑不仅开口说话，而且口齿清晰、言语真切并非幻觉。无不感到诡异神奇。有人主动请来乡间术士扶乩示诗一首云：“携将丹药游沧海，遇此奇峰结草庐。山抱水环龟鹤卫，看来却胜小蓬壶。”于是，众人恍然大悟，分明是纯阳吕祖先师显灵台科啊！大家认为，想见大仙是件非常难的事，何不如大仙所愿，在此建祠立庙，这样就能见庙如见大仙啊。从此以后，乡人自发组织起来夙兴夜寐地筹划准备，同时请教香首赵太初、王朝臣、王许直、江有功等先生，形成了全乡共襄义举的决议。

创建工程于康熙十三年七月初五日破土奠基。开工当日，全乡父老齐聚台科，群情振奋。建造资金与米面等物资全部来自村民源源不断地自发捐献，砖瓦木石等建筑构件的加工制作也是义务，故而各工序有条不紊，进展神速。宛若仙风徐徐吹动着暗中相助。于是，正殿三楹、大开间、进深一间，配套的献殿、门楼拔地而起。以及祭祀礼器与供奉香火的亭台一应俱全。至此，建造工程于同年八月十一日告竣。事后有人这样评价：更乐台科吕祖庙金碧灿烂，美轮美奂。但与邯郸黄粱梦吕祖祠相比，还是差了点。不过应山就势，因势制宜，一切尊从大仙之意修建。因此，涉县时任知县顾启祥为之所感，欣然亲笔题写匾额：仙绩永垂，以资纪念。

诚然，李鑑作为创庙由头的当事人，在乡人的心目中自然殊与常人，其归宿更是扑所迷离。迄今流传在乡间的说法虽不尽相同，但主流的说法，包括李氏族人在内都是说：自从李鑑吞服仙丹，喑症立愈以后，就一心虔诚修道，终于成仙。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建南庙时，特邀素有乡儒之称的王克功老先生撰写碑文。殊不知王老先生正是当年亲睹过李鑑墓志铭唯一在世的当事人。因此，首次揭开了李鑑生平及其“成仙”的神秘面纱：李鑑生于顺治十二年，天性良善，笃信神灵。孝事父母，恭敬兄长，素以孝悌之声闻于乡中。不幸的是自幼父母先后离世，终因哭母致哑失音，累年不愈。后依兄嫂长大成人。康熙十二年于台科山，遇黄衣羽士送丸药一粒吞服立愈。自此以后一心修道，终身不娶。誓以营建庙祠为己任，专事泥瓦匠艺，长年辗转于周边州县，多行义举。康熙三十五年，当在彰德府治所安阳城修筑鼓楼时，不幸高空坠落而亡，时年仅四十二岁。

鉴于李公一生的传奇经历，死后并未依传统进入祖茔。而是归葬于神山南麓的西坡山坳之中，也许这就是“终于成仙”的原由与根据吧。

二

更乐南庙作为邯郸黄粱梦吕仙祠的下庙，其名声不亚于祖庭。李鑑一粒丹药治哑的故事，堪比卢生一枕黄粱美梦的传奇。献殿左右两壁上“蓬莱仙境”四个擘窠飞白狂草，平添了几分神秘和凝重，素有“笔仙”之称，俨然为镇庙之宝。而更乐南庙独著“灵应”早已是“仙”声远播。不仅享誉四周百里之遥，而且晋鲁豫邻省亦往往慕“灵”而纷至沓来。正如庙院内的几处碑刻所云：“纯阳吕仙一庙，溯自立庙以来为灵昭昭。凡四方扶乩问疾者有求必应，无方不验矣。”“邑之士民每值雨畅之，不和疾病之不时去辄。唯神是祈，祈即应且速，由是扶鸾乞方药无虚曰，香烟辐辏二百余年。……独吕仙之灵然也哉，独台科山吕仙之灵然也哉。”显而易见，吕仙庙全国各地都有，而说到其灵验当数我更乐台科山南庙啊。

笔者打记事起就反复听祖母讲述过，曾发生在身边的一件事：一位父亲为偶染疾患的儿子求治，决定到南庙问卜求方。因凌晨心急走得匆忙，走到半路突然想起忘了带祭神的供酒，遂返家拿取。当来到南庙祭拜讨签后，问庙中方士释签道：“既来求神，没有真心，走走停停，双手不净，要想治病，赶紧再来”。于是，次日整洁身心，果获签方，不日而愈。其实，类似这样的经历和故事，对乡人而言，早已是司空见惯。数百年以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在长辈们的喋喋述神仙，道灵应，言信睦报应等事的教化熏陶中与潜移默化的氛围中成长的。因此，更乐民众对于吕祖那份特有的崇拜和迷信，自然也是情理中应有之意了。然而，现代医学业已表明，诸如一般的头疼脑热，感冒之类的常见病，医生并不提倡一定要打针吃药，就一个健康的体质而言，通常情况下，靠自身的调节修复功能，一周左右，即可不治而愈。至于那些“签方”更是无稽之谈。不是香灰就是一些既不治病、又不坏事的单味药材而已，其中的“奥妙”恐怕还是心理暗示，精神因素的作用。

当然，在人们传统的观念里，到南庙正殿吕祖的神像前，求签问卜，祈求神示，是一件十分庄重而又诚惶诚恐的神圣之举，一是必须严肃认真，摒除杂念，不可玩笑试之。二是必须沐浴更衣（如无条件也必须做到双手洗净、衣衫整洁）。这些清规戒律，在客观上就为吕祖的灵验提供了心理暗示和“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当人们祈愿所得到的签示与事实不符时，人们则往往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怀疑其并非灵验。况且灵与不灵的概率各占一半。因此，不灵的那一半就会在这种心理主导下而忽略。同时，灵的这一半却在无形中放大并被附会。于是，这种叠加效应愈演愈烈，不由人不信，乃至“吕祖签薄”几乎成了人们日常中不可或缺的“人生指南”和金科玉律。每逢初一、十五，广大信众享献惟谨。无福求福、无子求子、无婚求婚、有疾求治、有冤求昭、有灾求祥、经商的求利、种田的求收、官求升迁、士求登科。虽五花八门、各求所愿，但人心所向福禄贞祥俱至，物阜民丰常在。这种情形在不论口耳坊传，还是文字记载的鲜活事例不胜枚举，仅以发生在清道光和光绪年间的“应灵”为例：

道光十七年《重淘新井碑记》载：是年，我乡池西巷水源告急，全巷父老无不忧心忡忡。对此，巷民李长春、李进德、王温良三位先生提出西门口小便门的一眼废弃多年的枯井。拟可再凿重淘利用的动议。立获全巷民众一致认同。于是决定雇请五十四人佣工效力、同时租赁麻绳、箩筐等工具就绪后，立即开工。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工程之难前所未闻，乃至整整七日的开凿之工，竟无寸进，不免疑窦丛生。迷惘之中，遂去南庙乩卜、祈求吕祖指点迷津。果然有求必应，神力相助，日渐成效，出土石三千余筐，施工四十日终于井喷泉出。举巷民众无不感大仙恩德。

光绪二十七年《重修皇天后土娲皇圣母韩文公庙府君庙献殿山墙一粒祠碑记》载：是年天大旱、连续六个月滴雨未下。青黄不接，粮价飞涨，时下的一斗米飙升至一千四百多文，人心恐惶不安。香首等人分头到各庙祈雨、终无应验，无奈之下，香社中的许多读书人一起到台科山南庙，祈祷于吕祖先师之前扶乩求雨，果然谶语有“五日当行”之句。当时大家都迷离不解。直到第五天时，天空陡然乌云密布，大降甘霖，秋苗稼穑也就有了希望。人们始恍然大悟说道：“原来前几日大仙就明确告诉我们了，而大仙如此灵异，我们怎么可能不报恩答谢呢？”遂决定大兴土木之工，重修两侧厢廊，并由原坯墙改为砖砌墙，续改两间厨房，并增建一座碑楼，盖已报仙恩之万一焉。

三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春，涉县普遍进入了减租减息，破除迷信的高潮时期。县第二抗日高级小学（以下简称二高）的学生，在新的形势下阅读了《巫婆的坦白》一文后，对更乐吕祖庙进行了一次破除迷信的尝试。从而引发了一场所谓“反革命特务组织暴动”的政治风波，这就是震惊太行全区的“南庙事件”。

据《涉县文史资料》记载：1944年暑假后，县二高奉县抗日政府之命，由县城东街迁往更乐新校址。在这里经过半年的办学生活，二高师生与当地干群之间建立了良好关系，常有互动。次年，寒假开学伊始，第一班班主任老师熊乐山，向班内学生讲授《巫婆的坦白》一课，熊老师联系实际，列举了春节期间某些人的封建迷信活动，并运用科学知识予以批判。这时，许多学生纷纷举发南庙存在的严重迷信活动。对此，熊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全县各地庙寺的神佛塑像基本上都被打翻，唯独南庙神像仍然存在，而且还有人一味地宣传其“灵验”，不能摧毁，竟成了方圆数十里内的钉子庙。其实神佛塑像，原本泥土木石制作，没有灵魂，完全是人心作祟。咱们学科学，就要信科学，将科学知识与党和政府的号召‘破除迷信、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政策，向群众大力宣传，这是历史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熊老师这番声情并茂的讲课，使全班学生深受教育和鼓舞。当晚就有赵军维提议，王书太、何有亭等几位年龄较大的学生相串联，计划次日赴南庙付诸实施。

民国三十四年正月23日（1945年3月7日）凌晨，以王书太为首的几名二高学生兴致勃勃地直奔南庙而去。这时，学校食堂炊事员刘永宣得知几个学生去了南庙，担心他们年轻气盛的过激行为招惹是非，遂尾随力图劝阻。当刘永宣来到南庙时，急忙阻止了正在行动的学生，并带他们匆匆离庙。糟糕的是，归途中恰与来庙祈愿，“民善堂”会道门门徒，封建迷信顽固的张某相遇。张某来到庙内，只见庙门洞开，神像破败殿堂地上散落着眉毛、胡须、耳鼻等，一片狼藉。于是，张某忙抄近道回村报告。

此时，池坪聚集着许多看戏的人们。张某来到池坪与江某、傅某、赵某等纠合串联，煽风点火，挑唆捉拿二高学生。张某还脱去上身棉衣，跳上戏台，捶胸顿足，极力鼓动之能事。不一会，就有二十多人站出来，跟着张某、傅某前去捉拿刘永宣、王书太等人。这些失去理智的迷信村民在村外围住了刘永宣、王书太、何有亭、郭福林等二高人员后，依仗人多势众、拳脚相加、恶语咒骂。然后，将五人绳绑，押向池坪戏场。

当日上午，池坪戏场挤满了人群。池坪的五棵柳树上分别吊绑着刘永宣，王书太等五人，正在遭受着张某，傅某等人一阵又一阵的毒打和凌辱。围观的人群中，开始有200多人在帮腔呵斥学生。经张某、傅某、江某明噪暗鼓后，竟有上千名群众卷入了哄骂行列。其间，尽管有江坤元、董庆发、张兰成等村干部极力劝阻，也不能驱散这伙村民。与此同时，部分村民闯入二高校园内，殴打师生，打砸门窗桌椅等公共财物，全校师生被迫撤离避难。

四

随着事态的恶化，二高校长孙锡祺求助于思想先进，纪律严明的“东小窟”民兵组织，武委会干部江振荣，贫农代表江小界率领三十多名武装民兵与孙校长来到案发地池坪，看到刘永宣、王书太等五人已被吊打得面色苍白、不省人事。三十多名民兵不惜受辱，冲入众人重围的五棵柳树下，解救垂危的学生。江振荣、孙锡祺登上戏台，陈述利害，要求立即放人。而戏台下一片奇声怪调，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迫于无奈，台上的江、孙二人只好违心地以自家的财产担保，答应重修塑吕祖金身、青石铺平庙路，给大仙唱戏三日，为庙门竖琉璃旗杆等四项放人条件。这样才保全了刘、王等五人的性命。

次日（3月18日），涉县抗日政府派出了宣传部长申瑞廷、四区区委书记戴服劳、民政科长李青厚等组成的调查组进驻更乐。当晚在更乐支部书记江坤元、贫农代表江小界等人的配合下，召开群众座谈会。会上，一些顽固分子继续围攻发难，致使会议中止。

嚣张的气焰、愚昧的行为，立刻引起了全县各界的极大愤慨，普遍认为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反革命特务暴动”，强烈呼吁政府武力平乱。尤其是各区抗日高小分校纷纷游行集会，声援二高受难学生，一时太行全区舆论哗然。

涉县抗日政府，县公安局受舆论影响，在一时难以澄清的情况下，遂定性为“反动特务暴动”，责成申瑞廷、戴服劳、江坤元、江小界等干部组织“东小窟”民兵武力制止。并于3月中旬，在更乐召开了“反对封建迷信、全力制止反革命特务动乱”的群众大会，武装民兵持枪戒严。由申瑞廷代表政府作了重要讲话。会后，经过二个多小时的紧急行动，逮捕了以张某为首的28人。接下来的审讯工作，采取了更乐干部、民兵全体回避。由偏店、古脑、东寨等百余名民兵开来执勤。由于对这起事件定性的错误，审讯十分严酷。动用了逼供方式，迫使28人违心地承认“特务”身份，签了供词。

结案后劳动改造。白天开荒，夜晚受训达月余之久。在此期间，太行区党委派出人员，帮助县政府对此案再次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证实了对这一事件的定性出了原则错误，作出了更乐不存在“反革命特务组织”的结论。决定将在押劳改的28名人员，于4月14日全部释放。并在更乐召开群众大会，由太行区党委干部和县公安局长李福坤对被扣上“特务”帽子的28人作了平反讲话，同时代表县、区干部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自此，轰动一时的“南庙事件”虽告结束，但留给我们的却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党委，贯彻中共“五·七”指示，决定在更乐试行土地改革。显然，更乐的广大人民群众在经历了不久前的“南庙事件”后，阶级党悟和思想观念空前提高，是非辨别能力普遍增强。土改中，当全县又一次掀起破除封建迷信的活动时，更乐南庙自然首当其冲。因此南庙被彻底拆除。从而给兴盛了273年历史的南庙画上了一个重重的休止符。

五

公元一九八六年三月，春风和煦、艳阳高照。南庙在沉寂了整整四十年之后，本乡王才顺、张堂明及又上巷农场的几位先生，联袂向全乡父老发出重修倡议。从而正式拉开了重建胜迹、再造辉煌的历史序幕。

首先，王、张、等几位发起人，先行至古庙旧址实地勘察，并清理瓦砾、拆除残垣，发现根基仍存，础石完好。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工程指挥管理机构。制定出施工方案。分头负责、设计、聘匠、筹资、采购等事项。一俟就绪择日开工，消息不胫而走，立刻轰动全乡。开工之日，举乡民众齐聚台科，纷纷以集体和个人名义，自发捐资献物者，义务出工效力者源源不断、踊跃争先。施工现场巷不论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搬砖运瓦，挑水和泥，群情昂奋、众志成城。于是，不足十日正殿拔地而起、巍然耸立。之后历时五年，至一九九零年一期工程全部告竣。先后恢复了献殿、左右厢房、石雕放生鱼池、石阶盘道等配套设施，再现了昔日仙风神韵。

翌年，即一九九一年开始，进入二期工程的建设期，陆续更新了山门、建筑了一座三开架的石雕牌坊、修建了山门内侧左右两边的钟楼与鼓楼，同时在前院内塑造了一尊五米高的吕祖手执佛尘的雕像与十多米长的浮雕照壁，向东扩域增建了“八仙聚”大殿和南北配殿及南院捲棚，又增建了二门和碑楼等建筑与设施。当二期工程结束时，占地面积已达三十五亩，具有三座大殿、四套院落的八十六间房舍的规模。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开发旅游资源发展经济，在镇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通过镇村企业和民间斥资12.25万元，开通了一条1973米的柏油旅游专线。之后，又在山门外修建了停车场及服务设施。至此，整个景区山环水抱、茂林修竹，流丹掩翠、辉煌灿然、香客如织、祈福如响。更有慕名观光旅游者，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人潮涌动，气象空前。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盛世太平。俨然成为驰声遐迩的旅游胜地和著名道场。

显然，南庙的再度重建，并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行为。而是广大民众交流融洽的一种连接纽带，也是现代休闲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还是寻求心理安慰的一种精神寄托。君不见，每当旭日喷薄和日沉垂暮之时，从镇区至南庙旅游一线，往往成群结队，或健身晨练，或休闲漫步，络绎不绝，俨然是一道风景，更有身染疾患的男男女女，常常从自家至南庙的“两点一线”，成为每日健体养心必修的“功课”。至于节假日和每月的朔望之日，自然成为善男信女们祈福还愿之时。特别是常年身居天南海北的莘莘游子，但凡回乡，即便是时间短促，也总是会拨冗抽暇去南庙走一走看一看。诚如他（她）们的肺腑之言：“如果回乡不去南庙，就等于没有回家”。无不流露出游子们记得乡愁，不忘初心的浓浓情愫。因此，南庙重建至今年代并不久远，然而在更乐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举足轻重，无不以劝世尽忠行孝，积善除邪为本，对于在涵养公序良俗，提升文明程度中有着潜移默化的功效。

毋庸置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转型，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人们追求文化的精神越来越紧迫。南庙不单单是一个宗教的活动场所，在教化与未教化，开化与未开化的文学人类学们的表述中，它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在中国传统中，吕祖是受人敬仰的神仙。如今崇拜吕仙，不仅是祈求平安的一种心理安慰，更是一种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风俗，是对风俗的传承。南庙重建及其活动的存在，并非是宗教迷信，而是时下城市化社会生活的需要，居民们在南庙里所进行的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中的休闲和放松，缓解了经济发展中所带来的焦虑和过快的生活节奏。我们深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南庙在城市化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当然，在此凸现之中，南庙本身必将在新一轮的城市化转变中完成自己的蜕变。

董何明 ： 笔名可月、曹重。更乐东巷人。长期致力于企业管理和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撰写专业技术管理学术论文及研究报告数十篇，分别在《文汇报》、《中国船舶报》、《河北企业》等报刊和省、部级专业会议和专题研讨会发表。其中获中国船舶总公司、河北省管理现代化成果一等奖、二等奖4项，三等奖2项。同时，在报刊上发表报告文学、小小说、诗词、评论、杂文等数万字。先后出版了《企业配套改革探索》、《国企规章制度》、《董家圪节记忆》、《故墟长歌》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