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这句话几乎人人都知道，可谓是老子最经典的名言。
自古人们都非常推崇水的品行。
比如孔子就曾经说过“逝者如斯夫”，暗喻水虽滚滚而去，但依然锲而不舍，勇往直前。
孔子、孟子等一代代儒者们正是效法水的这种品行，毕生在为了实现天下大同、百姓安居而奔走。
老子同样喜欢水，但他看待水的角度与孔子不同，他讲“上善若水”，“上善”就是最高明、伟大的“善”。
水在山的高处是自然而然流动，到了低洼谷底依然是自然而然流动，而且水的品行是自甘下流，哪怕居于高位也会主动向下流动，不管流到哪里随处滋养着万物，这种品行就是“上善”。
老子倡导我们人应当效法水的这种德性，无论身处何处，居于何位，不去计较个人的处境，默默付出而不自我标榜。
可正如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让老子把“上善”的概念用水借喻出来，恰恰说明现实中人们不具备这种品行。
现实来看，水处处下流，而人人却在处处力争上游，时时追求高位。
水所到之处无不滋养万物，而我们人呢？
帮助他人之前首先得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会不会受损，如果愿意损失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他人，也往往是在适逢得意的时候，做做顺水人情而已。
然后自己心里再洋洋得意一下，觉得自己修养不错，是个“善人”。
有这一种心理，便已是“假善”，真正地“上善”，是要在自己失意落魄的时候，哪怕只剩一个馒头，还愿意分半个给别人，并且心中没有半点怨念。
甚至依照佛家大乘菩萨道来讲，自己只剩下一个馒头，只分给别人半个，都不是真慈悲。
真慈悲别说一个馒头，要把自己的一切都布施出去，甚至自己的身体都可以舍去。
所以，只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只有如同大海一般，能够承载一切好与坏、善与恶、肮脏与美好，却没有任何多余的念头，才能真正接近“道”。
心里若总惦记着自己的那点得失，就早已背道而驰了。
之后老子结合水的这种特性给我们归纳出了“上善”为人的最高标准：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居善地”，水的自处之道永远自然而然，高亦可，低亦可，且自甘下流；
“心善渊”，“渊”即广大而深沉，如大海一般包容万物；
“与善仁”，“仁”即爱心，水流过之处无论土地还是草木，甚至沿途的动物，都能得到水无差别的滋养，这是博大的爱心；
“言善信”，潮起潮落，永远准时准点，是绝对的诚信；
“正善治”，水平等对待万物，永远公正平和；
“事善能”，水看似柔弱，缓可滋养万物，动可摧枯拉朽，近乎无所不能；
“动善时”，水遇冷而结，遇热而发，遇险而绕，永远顺势而动。
这几点品行人不必全部掌握，能够真正把握其中一两点便绝对不是简单的人物了。
纵观历史，实难有人完全达到这种“上善”之境，但若相较来看，却也确有人能够勉强触到。
比如汉代文帝刘恒，历史上只知“文景之治”之功，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汉文帝成就“文景之治”用的其实就是老子的这套思想。
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当时刘恒以代王身份躲在边关，甚至吕后让其迁徙去当赵王，他都借故拒绝。
虽条件艰苦，但其却避开了朝廷核心权力的斗争，保全了自身，这正应了老子的“居善地”。
吕后死后，朝廷清除了吕氏势力，准备迎刘恒回去继承帝位。
刘恒深知自己是被迫上位，根基不稳，所以他回去之后没有急于登基，更没有直接入宫，而是先做了三件事。
第一避免与太尉周勃等老臣单独私会，以免众臣心生猜忌。
第二“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不以君臣之礼待群臣，而是施以宾客之礼，态度非常谦卑。
意思就是告诉群臣我不是自己想当皇帝，我在边关呆得好好的，是你们这些元老重臣非让我当的。
既然你们非让我当，那我只能当了，让我当那你们就好好配合我。
如此一来，不给群臣再反对自己的理由，不落把柄。
第三不入未央宫，暂住在偏殿默默观察时局，收集情报，了解朝廷各机构和官员的情况。
不得不说，经过刘恒这一顿华丽的政治舞台剧，折服了所有人，为平稳登上帝王之位打下了根基。
而之后刘恒推行的一系列政令也颇具老子道家色彩。
比如，刘恒取消连坐制度，不再一人犯罪全家连坐。
其次他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复来献。”不再接受献礼，以身作则开启勤俭之风。
而且面对常年战乱的天下，刘恒要求“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以帝王之尊亲自开垦田地，且田租减半，极大鼓舞了百姓开荒种地的积极性。
再有当时，百越之地的赵佗自立为王，对大汉威胁很大。
刘恒继位后没有选择征讨，而是放低姿态，以晚辈的口吻非常诚恳地给赵佗写了一封信。
信中不仅消除了赵佗对大汉的提防之心以及顾虑，更是让赵佗深受感动，当下便回信决定称臣。
可谓不费一兵一卒便解决了南部的外忧。
刘恒这些政治手段，刚柔并进，用的全是巧劲，正如同老子总结的水的特性一样，动静收放全都恰到好处，实乃是运用道家思想治理天下之典范。
汉文帝刘恒的这一系列作为，直接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奠定了基础，这也正应了老子最后总结的“夫唯不争，故无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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