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匠
妈妈工作的作协机关里，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草坪，草坪上有一尊鲁迅坐像；花园里有喷水池，池中间立着一个半裸女人的雕塑；花园里有葡萄架，还有花房——不知为什么，我把它叫作娃娃的房子。
我们常常到这里来玩。
在草地上打滚，顺便给鲁迅公公磕个头。摘枸杞子，摘葡萄——那葡萄大都是青而硬的，可我们仍然毫无畏惧地吃了下去，连眉头都不曾皱一下。
玩到后来，不禁放肆，把机关花园误以为儿童乐园，大闹起来。当我们肆无忌惮地在花丛里跳来跳去时，就会受到花匠严厉的目光的阻止。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们。两脚稍稍往两边分开，两只胳膊再朝两边分开一些垂着，手里握着一把剪枝的大剪刀。他的背微驼，从不大声呵斥我们。但他从不和我们说话，只是那么冷淡、生气，对我们一无兴趣、一无希望地看着，叫我们自觉地对他敬而远之。远远看见他过来，我们便逃窜开去，也不知怕他什么。他是那么瘦弱而苍老，完全不值得害怕。而我们却那么怕他。
当人们纷纷向我妈妈告我的状时，他也站在旁边，看着我，一言不发，那目光分明是谴责的。他似乎不屑于把那谴责说出口，似乎已对我们失去了任何悔过自新的信心。在他的目光下，我是那般的不可救药。
一次，我们在大厅里打乒乓球。打到高潮时，我把短裙子脱了，只穿短衣短裤。一个调皮的伙伴和我捣蛋，把我的短裙子藏了起来。而他自己则逃之夭夭，不知所向。毕竟已到了知道害羞的年龄，我晓得，只穿一条短裤是无论如何走不出去的。于是我只能绝望地在大厅里等着，等着他良心发现，把裙子给我送回来。可是他一直没来。眼看太阳快要落山，天色已近黄昏，我只得决定走出大厅去找他。当我穿着短裤横穿过花园时，看见了花匠。他默默无言地站在那里，看着我。稍稍分开两脚，又稍稍分开两手站着，手里握着一把大剪刀。我低下头从他骇人的目光下跑过去，觉得自己已经彻底堕落。
花园里的欢乐，是以一场大祸为结束的。有一天，水池边上一只会喷水的青蛙忽然之间在我们脚前落下水去。捞起来时，青蛙的扁嘴已经磕去了一块。自始至终，我们都感到委屈，因为那青蛙落下水去的时候，恰恰是在我们静默的时候。我们抱着膝盖坐在池边上，对着水池正想默一会儿神，不料却惹出了这场大祸。我们是那样仓皇地告别了这座大花园。这场大祸以及后来引起的一切，像一团浓雾，遮隐了花园给予我们的所有的快乐。
好多好多年过去了，我以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妈妈的女儿的身份，又走进了这座大花园。有时听讲座，有时座谈，有时联欢，有时接待外宾……花园的草坪依然很绿，半裸女像依然立了起来，葡萄架上依然挂着青青的葡萄，青蛙的嘴角依然缺着一块，花草树木依然凭着季节青青黄黄，开开败败。那一团浓雾在阳光下消散尽了，可浓雾后面出现的花园却不再是原来的花园了：娃娃的房子那里，竖起了一座新楼；鲁迅像漆成一种暗金色。而且，花园好像是小了许多，它不再是儿时所见的那样大而堂皇了。
花匠还在，老而且瘦。
一天，我在门厅里和人说话，他忽然走进来，站在门边的暗地里，看着我。看了一会儿，又悄悄地走了。我奇怪地瞅瞅他，瞅见他驼着的瘦削的背脊。那疲惫的背脊流露出一股说不出来的、淡淡的温和。我忽然想到：他大概是喜欢我的。
风筝
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在她眼里，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小时候，姐姐上小学了，她最惧怕的是毛毛虫和图画课。她画出的人全有着一副极可怕的嘴脸，图画老师只能摇头，叹息也叹息不出了。有一次，她有点不舒服，可是有一项家庭作业却没有完成。那是一幅画，要画一个苹果。她好为难，哭了。妈妈说：“我来帮你画。”吃过晚饭，妈妈拿来姐姐的蜡笔和画纸，在灯下铺张开来。她决心要好好地画一个苹果，为姐姐雪耻。妈妈画得很仔细、很认真，运用了多种颜色。记得那是一个色彩极其复杂的苹果，一半红，一半绿，然后，红和绿渐渐接近、相交、汇合、融入。姐姐则躺在床上哭：“老师要一只红的。”
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了，姐姐参加了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分裂了，姐姐参加了某一派。这一派的观点大约是要把她们学校的书记拉下马。妈妈和姐姐进行了严肃的谈话，大意总之是，怎么能反对党的书记呢？党的书记是党的代表啊！最后，姐姐在学校大操场赫然贴出了声明，声明退出这一派，参加那一派。不久以后，真相大白了，姐姐退出的那一派是“革命派”，而重新参加的那派是“保皇派”。又过了不久，妈妈自己也靠了边。紧接着，爸爸也靠了边。这时，姐姐再弄不懂谁是“革命派”，于是就当了“逍遥派”。
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
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1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1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1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只能跳脚了。
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篇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学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妈妈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我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她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须有什么怨言了。这后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劝说下写的，爸爸劝妈妈不要管我，随我自己写去。这是爸爸对我们一贯的政策，他对我们所有的担心只有一点，就是过马路。出门必须说一句：“过马路小心！”其他都不管了。似乎普天下只有过马路这一危机，只要安全地穿过马路，人平安无事，做什么都行，什么希望都有。倒也简练得可以。
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和你姐姐一点不像。”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每周上3次英语课。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做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懂原版着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写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关于家务
意愿像和人闹着玩似的，渴望得那么迫切，实现却又令人失望。为了“距离产生魅力”的境界，我与丈夫立志两地分居。可不过两年，又向往起一地的生活。做了多少夜梦和昼梦，只以为到了那一天，便真正的幸福了，并且自以为我们的幸福观经受了生活严峻的考验。而终于调到一地的时候，却又生出无穷的烦恼。
原先，我们的小窝不开伙仓，单身的日子也过得单纯，可调到一地，正式度日，便再不好意思天天到娘家坐吃，自己必须建立一份家务。
我们在理论上先明确了分工，他买菜、洗衣、洗碗，我烧饭。
他的任务听起来很伟大，一共有三项，而我是一项。可事实上，家务里除了有题目的以外，还有更多更多没有名字、细碎的羞于出口的工作。他每日里八小时坐班，每天早上，洗过脸，吃过早饭，便骑着自行车，迎着朝阳上班去，一天很美好地开始了。而我还须将整个家收拾一遍，衣服晾出去——他只管洗，晾、晒、收、叠均不负责。床铺好、扫地、擦灰，等一切弄好，终于在书桌前坐下的时候，已经没了清晨的感觉。他在办公室里专心致志地工作，休息的时候，便骑车出去转一圈，买来鱼、肉或蔬菜，众目睽睽之中收藏在办公桌下，当人们问起他在家干什么的时候，他亦可很响亮地回答：“除了买菜，还洗碗、洗衣服。”十分模范的样子。于是，不久单位里对他便有了极高的评价：勤快、会做，等等。而谁也不会知道，我在家里一边写作一边还须关心着水开了冲水，一会儿，里弄里招呼着去领油粮票，一会儿，又要领八元钱的生活补助费……多少工作是默默无闻的，都归我在做着，却没有一声颂扬。
并且，家务最重要的不仅是动手去做，而且要时时想着。比如，什么时候要洗床单了，什么时候要扫尘了，什么时候要去洗染店取干洗的衣服，什么时候要卖废纸了……这些，全是我在想着，如有一桩想不到，他是不会主动去做的。最最忙乱的是早晨，他赶着要上班，我也急着打发他走，可以趁早写东西。要做的事情多得数不清，件件都在眼前，可即使在我刷牙而无法说话的那一瞬间，他也会彷徨起来不知所措。虽是他买菜，可是买什么还须我来告诉他，只有一样东西他是无须交代也会去办的，那便是买米买面包，在农村多年的插队生活，使他认识到，粮食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了粮食，别的都不重要了。所以，米和面包吃完的时候，也是他最慌乱和最积极的时候。平心而论，他是很够勤勉了，只要请他做，他总是努力。比如有一次我有事不能赶回家做饭，交代给了他。回来之后，便见他在奔忙，一头的汗，一身的油，围裙袖套全副武装，桌上地下铺陈得像办了一桌酒席，确也弄出了三菜一汤，其中一个菜是从汤里捞出来装盆独立而成的，因为曾听我说过，汤要炖得碧清才是功夫，于是就给了我一个清澈见底的汤。可是，他干这一切的时候却总有着为别人代劳的心情。洗茶杯，他会说：“茶杯给你洗好了。”买米，他则说：“米给你买来了。”弄到后来，我也传染了这种意识。请他拿碗，就说：“帮我拿一只碗。”请他盛饭，说：“帮我盛盛饭。”其实，他应该明白，即使他手里洗的是我的一件衣服，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工作。可是，他不很明白。
以往我是很崇拜高仓健这样的男性的，高大、坚毅，从来不笑，似乎承担着一世界的苦难与责任。可是渐渐地，我对男性的理想越来越平凡了，我希望他能够体谅女人，为女人负担哪怕是洗一只碗的渺小的劳动。需男人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都市文明带来了紧张的生活节奏，人越来越密集地存在于有限的空间里，只需挤汽车时背后有力的一推，便也可解决一点辛苦，自然这是太不伟大，太不壮丽了。可是，事实上，佩剑时代已经过去了。
曾有个北方朋友对我大骂上海“小男人”，只是因为他们时常提着小菜篮子去市场买菜，居然还要还价。听了只有一笑，男人的责任如将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地堕落了。所以，我对男性影星的迷恋，渐渐地从高仓健身上转移到美国的达斯汀·霍夫曼身上。他在《午夜牛郎》中扮演一个流浪汉，在《毕业生》中扮演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克雷默夫妇》里演克雷默。他矮小、瘦削、貌不惊人，身上似乎消退了原始的力感，可却有一种内在的、能够应付瞬息万变的世界的能力。他能在纽约乱糟糟的街头生存下来，能克服青春的虚无与骚乱终于有了目标，能在妻子出走以后像母亲一样抚养儿子——看着他在为儿子煎法国面包，为儿子系鞋带，为儿子受伤而流泪，我几乎以为这就是男性的伟大了，比较起来，高仓健之类的男性便只成了诗歌里和图画上的男子汉了。
生活很辛苦，要工作，还要工作得好……要理家，谁也不甘比别人家过得差。为了永远也做不尽的家务，吵了无数次的嘴，流了多少眼泪，还罢了工，可最终还得将这日子过下去，这日子却也吸引着人过下去。每逢烦恼的时候，他便用我小说里的话来刻薄我：“生活就是这样，这就是生活。”这时方才觉出自己小说的浅薄，可是再往深处想了，仍然是这句话：这就是生活。有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却也有同样令人不舍的东西。
虽有着无穷无尽的家务，可还是有个家好啊，还是在一地的好啊。房间里有把男人用的剃须刀，阳台上有几件男人的衣服晾着，便有了安全感似的心定了；逢到出差回家，想到房间里有人等着，即使这人将房间糟蹋得不成样子，心里也是高兴的。反过来想，如若没有一个人时常地吵吵嘴，那也够冷清的；如若没有一大摊杂事打扰打扰，每日尽爬格子又有何乐趣，又能爬出什么名堂？想到这些，便心平气和了。何况，彼此都在共同生活中有了一点进步，他日益增进了责任心，紧要时候，也可朴素地制作一菜一汤。我也去掉一点大小姐的娇气，正视了现实。总之，既然耐不住孤独要有个家，那么有了家必定就有了家务，就只好吵吵闹闹地做家务了。
过去的生活
一日，走在上海虹桥开发区前的天山路上，在陈旧的工房住宅楼下的街边，两个老太在互打招呼。其中一个手里端了一口小铝锅，铝锅看上去已经有年头了，换了底，盖上有一些瘪塘。
这老太对那老太说，烧泡饭时不当心烧焦了锅底，她正要去那边工地上，问人要一些黄沙来擦一擦。两个老人说着话，她们身后是开发区林立的高楼。
新型的光洁的建筑材料，以及抽象和理性的楼体线条，就像一面巨大的现代戏剧的天幕。这两个老人则是生动的，她们过着具体而仔细的生活，那是过去的生活。
那时候，生活其实是相当细致的，什么都是从长计议。在夏末秋初，豇豆老了，即将落市，价格也跟着下来了。
于是，勤劳的主妇便购来一篮篮的豇豆，捡好，洗净。然后，用针穿一条长线，将豇豆一条一条穿起来，晾起来，晒干。冬天就好烧肉吃了。用过的线呢，清水里淘一淘，理顺，收好，来年晒豇豆时好再用。
缝被子的线，也是横的竖的量准再剪断，缝到头正好。拆洗被子时，一针一针抽出来，理顺，洗净，晒干，再缝上。农人插秧拉秧行的线，就更要收好了，是一年之计，可传几代人的。
电影院大多没有空调，可是供有纸扇，放在检票口的木箱里。进去时，拾一把，出来时，再扔回去，下一场的人好再用。
这种生活养育着人生的希望，今年过了有明年，明年过了还有后年，一点不是得过且过。不像今天，四处是一次性的用具，用过了事，今天过了，明天就不过了。这样的短期行为，挥霍资源不说，还挥霍生活的兴致，多少带着些“混”。
梅雨季节时，满目的花尼龙伞，却大多是残败的。或是伞骨折了，或是伞面脱落下来，翻了一半边上去，雨水从不吃水的化纤布面上倾泻而下，伞又多半很小，柄也短，人缩在里面躲雨。
过去，伞没有现在那么鲜艳好看，也没那么多的花样：两折、三折，又有自动的机关，“哗啦”一声张开来。那时的伞，多是黑的布伞，或者蜡黄的油布伞，大而且坚固，雨打下来，那声音也是结实的，啪、啪、啪。有一种油纸伞，比较有色彩，却也比较脆弱，不小心就会戳一个洞。但是油纸伞的木伞骨子排得很细密，并且那时候的人，用东西都很爱惜。不像现在的人，东西不当东西。
那时候，人们用过了伞，都要撑开了阴干，再收起来。木伞骨子和伞柄渐渐地，就像上了油，越用久越结实。铁伞骨子，也绝不会生锈。伞面倘若破了，就会找修伞的工匠来补。他们都有一双巧手，补得服服帖帖，平平整整。撑出去，又是一把遮风避雨的好伞。
那时候，工匠也多，还有补碗的呢!有碎了的碗，只要不是碎成渣，他就有本事对上茬口，再打上一排钉，一点不漏的。今天的人听起来就要以为是神话了。小孩子玩的皮球破了，也能找皮匠补的。藤椅，藤榻，甚至淘箩坏了，是找篾匠补。有多少好手艺人啊!
现在全都没了。结果是，废品堆积成山。现在的生活其实是要粗糙得多，大量的物质被匆忙地吞吐着。而那时候的生活，是细嚼慢咽。
那时候，吃是有限制的。家境好的人家，大排骨也是每顿一人一块。一条鱼，要吃一家子。那时，吃一只鸡是大事情，简直带有隆重的气氛。
现在鸡是多了，从传送带上啄食人工饲料，没练过腿脚，肉是松散的，味同嚼蜡。那时候，一块豆腐，都是用卤水点的。
绿豆芽吃起来很费工，一根一根摘去根须。现在的绿豆芽却没有根须，而且肥胖，吃起来口感也不错，就是不像绿豆芽。
现在的东西多是多了，好像都会繁殖，东西生东西，无限地多下去。可是，其实，好东西还是那么些，要想多，只能稀释了。
这晚，去一家常去的饭店吃晚饭，因有事，只要了两碗冷面。其时，生意正旺。
老板和伙计上上下下地跑，送上活蛇活鱼给客人检验，复又回去，过一时，就端上了滚热的鱼虾蛇鳖。就是不给你上冷面，死活催也不上，生生打发走人。
现在的生意也是如此，做的是一锤子买卖。不像更远的过去，客人来一回，就面熟了，下一回，已经与你拉起了家常。店家靠的是回头客，这才是天长日久的生意之道。不像现在，今天做过了，明天就关门，后天，连个影子都不见了。生活，变得没什么指望。
街景
我要写的这条街，名叫江苏路。我对它其实并不熟悉，在它附近仅仅居住了数年。只是当某一天，我突然发现它的街面房子拆除一空，露出身后楼房白森森的山墙，它的街景一下子跃出在眼前。
所以我对它不熟悉，还因为我很少去那里。我只是有时候走过它的，与愚园路相交的十字路口。因为从我居住的弄堂后头，可穿入它的某一条弄堂，这样大约可节省一站汽车路的光景。上海的弄堂在马路后面就像一张网，阡陌纵横，有许多近道可抄。我穿过弄堂走过它的路口，它的气息便漫了过来。这是一种很缠绵的气息，它洇染了我的记忆。
我记得这是一条狭窄弯曲的马路，挺闹的。但不是闹心的那种闹，而是一种忙碌。这种忙碌又不是紧张，只是手脚勤快，停不下来，停下来就挺造孽的。这种闹，有点明清的意思，哗然里总带着些节制，不那么铺张。市声呢，以人声为主。即使是器械的动静，也是来自于人的手脚。比如刀在砧板上剁卤鸡和卤鸭；锤子敲打铁皮畚箕，铝锅铝壶；脚踩搅棉花糖机的嘎啦啦响；磨石走在玻璃边缘的吱吱声。从这声音听，就听得出是些什么营生在撑世面。
印象中，街面总是漉湿的，太阳也是潮热的，是南方黄梅天天气。街两边大都是板壁的房子，顶上铺着黑瓦。太阳就从两边的瓦檐之间照进来。二楼窗户送出晾衣服的竹竿，那一头就搭在行道树的树杈上。窗户钩子上，就吊着一只风鸡，或者一条腌肉，还有洗净的拖把，绞不干的水则滴在底下的人行道上。街面上的水就是这样来的。但老虎灶也是原因之一。盛开水的水瓶大都塞不严瓶塞，一路滴滴答答地过去。送水的木桶也大都漏水，漏出桶，再漏下轱辘辘的送水车，热气腾腾地浇过去。卖鸡鸭血汤的小吃店就在街面上杀鸡拔毛，血水顺了街沿流淌。阴沟又常是堵塞的，就有通阴沟的工人拖着长长的毛竹片，哗啦哗啦地来了。这里有一种裸露的风情，腌?H，邋遢，粗鄙，性感。
像它这样南北向的马路，往往不是主要的交通干道，所以就难免是散漫的。行人安详自若地在马路中间行走，车就不敢开快。自行车紧按着铃，也白搭，人们置若罔闻。这里的居民又特别喜爱在街面活动，老人坐在小凳上剥豆，小学生搭一张方凳写作业。打牌的，吃饭的，乘凉的，晒太阳的。生活就从门里蔓延出来，摊到了这里。这条马路就有些烟熏火燎的，人气特别重。连阴了几天，再出好太阳，只见那家家户户的被褥枕头都摊出来了。铺在竹榻上，搭在窗台上，晒到下午三四点往里，藤拍噼里啪啦一打，满世界都是干燥松爽的人味。有点狎昵的，但是清洁的气味。
不过，切莫以为这里都是些俚俗的生活，在那些低檐窄户的后头，背静的弄堂里，也蛰居着一些文雅的狷介的人生。只要听听那里钢琴声就知道，手指头在琴键上摸索出沉思的夜曲，还有天井墙上，月光下的爬墙虎的影子。这都是些隐私一样的情节，藏匿在一扇扇缄默的门窗里面，是不能做街景的。街景是要用一些皮实的东西做的，要经得起捶打。别看是些破墙烂壁，却为那后面的娇嫩生活挡着风雨。它其实是豁出去的决心，抹开了脸面。但时间久了，也磨出了一层皮，或者叫茧子。所以，街景再怎么都是粗糙的。越是华丽的街景，越是粗糙，带着些暴力，气势汹汹的。在那些灯火辉煌的街景之下，江苏路就显得温柔了。不是服小抑屈，而是生性厚道，沉得住气。看起来是寒酸，连扎拖把的布条，都专门开出一个铺子来卖，内里是沉着和耐心，处变不惊。说它是街景，谁又知道它的心呢？它也是活的，有着自己一心一意的生计。
现在，它被扩展出一条平坦宽阔的马路，车辆飞速地行驶，发动机声盈耳。那挤挤挨挨的街面房子，所形成的绵密的屏障拆除一净，高大的山墙便矗立两边，本来在弄堂深处的庭院也面街而立。从我居住的弄堂穿往江苏路，那马路对面弄堂里的一幢房子，据说是翻译家傅雷先生的旧居。一九六六年，他和他的妻子，在家中引颈自尽。如今，这弄堂正向着开阔的长安街风的马路大敞着弄口，没有任何景物的遮蔽。我想到，那临街的落地窗里，会不会就是傅雷先生和夫人弃世的悲恸之地？据说，那一晚，他们一一处理完身后琐事，嘱女仆早些歇息，然后关严门窗，拉上窗帘，从容携手，赴黄泉之路。现在，窗幔被扯开了，大亮于光天化日之下，心里不由得一阵剧痛。
比邻而居
当时，装修的时候，就有人提醒我，不要使用这条公共烟道。应该堵上，另外在外墙上打一个洞，安置排油烟机的管子。
可是，我没听他的。好了，现在，邻居家的油烟味，便过我的排油烟机管道，灌满了厨房。
我无法确定，这是哪一户人家的油烟气。我们这幢楼里有十六层，每一层有七套公寓。从构造上看，我是与我西边比邻而居的公寓共用这条烟道。
就原理来说，油烟是向上走的，所以，绝不会是楼上人家的油烟，甚至不定是同层楼面人家的。而我是住十一楼。
这样，范围就缩小了。就是说，这仅是来自十二楼以下，相邻的两套公寓。
但这范围也挺大，除去一楼，是物业管理部门的办公室，再除去我自己，共有二十一套公寓，入住的人家大约是三分之一。
就是说，有十二三户人家，可能将这油烟气排我家的厨房。而我可以确定，我家厨房的，仅来自于其中一家。
这是由这油烟的气味决定的。这气味是一路的；就是说：是一种风格。
怎么说？它特别火爆。花椒、辣子、葱、姜、蒜、八角，在热油锅里炸了，轰轰烈烈起来了。
它似乎是靠近川菜的一系，可又不尽然。葱姜和酱的成分多了，使它往北方菜系上靠了靠。
但，总而言之，这家在吃上面是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风范，相当鲜明和强烈。所以，我肯定这只是一家的油烟进入了我家的管道。
不晓得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理，这家油烟的没有直接走出，而是中途被吸入我家的排油烟机出口。
或许，很简单，别人家都预计到会发生这样串烟的情形，所以都放弃了这条现成的烟道，只剩下我们两家。
这家人吃方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每顿必烧，从不将就。
一早，就传进来葱油味，还有一股面粉的焦香，显见得是在烤葱油饼。那气味呀，就好象在嘴里狠狠地咬了一口似的，唇齿之间，都是。
中午，可能是榨菜肉丝面。榨菜，在锅里煸得半干，那股榨菜香，油香，还有铁锅香，先是刺鼻，后就柔和了，洋溢开了，那是添上水的缘故。
晚上，气味可就丰富了。这是一日之中的正餐，拉开架势，大干一场。气味是一层一层过来，花椒和辣子是主力，带着一股子冲劲，将各种气味打过来。
还发现，这家爱用麻油炸锅，真是香气四溅。这些气味在我家厨房里澎湃起伏，时候一到，总是七点钟光景，便一下子消散了，绝不拖泥带水。
他家不仅爱吃急火爆炒的菜，也吃炖菜，那气味就要敦厚得多了。
他们常炖的有猪肉，牛肉，鸡鸭，除了放花椒、八角、茴香这些常用的作料外，他们似乎还放了一些药材。
这使得这些炖菜首先散发出一股辛辣的药味，然后，渐渐地，渐渐地，这股子辛辣融化为清香，一种草本性质的清香，它去除了肉的肥腻味，只剩下浓郁的蛋白质的香气。
他们每隔那么十天半月，还要做一回肚子。无可避免，是有一股腥膻气，很快，大量投放的白酒起了作用，腥膻还是腥膻，但却变得有些诱人。
那气味是厚起来的，起了浆似的。再接着，花椒啊，大料啊，葱啊，蒜啊，一股脑下去，气味就像爆炸，蓬一下起来了。他们可真会吃啊！
为挡住他家的油烟，我也想了些办法。在排油烟机与烟道间的缝隙里打硅胶，不管用。
将排油烟机管子口上装了叶片，运作时，叶片旋转着打开；停止时，则垂下来闭合了。也不管用。
油烟气依然从叶片的缝隙里挤了过来。这股油烟特别顽强，非从我家厨房走不行，周围的缝隙堵死了，它就使劲推开叶片。
有时，我都能听见，叶片“喝啷喝啷”地响，就好象是我们自己在用似的。总之，挡不住它。
倘若，真要将排油烟机管子改道，堵住烟道口，那就要动大工程了。一旦装修结束，便不想再动了。所以，就随它去吧！也只能这样。
时间长了，我对他们还生出些好感，觉得他们过日子有着一股子认真劲：一点不混。并且，也不奢侈。
他们老老实实，一餐一饭地烧着，烧得那股浓油赤酱的味，使人感到，是出力气干活的人的胃口和口味。全是实打实的，没有半点子虚头。烟火气特别足。
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没落下过一顿。一到钟点，气味就涌过来，灌满一整个厨房的角角落落。一个钟点以后，就消散了。
对了，绝不会超过一个钟点，到时候，一定就收了。这说明他们的吃方面，一是有规律，二是很节制。这些，都给人富足而质朴的印象。是小康的生活气息。
这天一早，在葱油烤香之前，却过来一种陌生的气味。这股子气味由弱渐强，后来竟从我家厨房一直进到客厅，转眼间，满屋都是。
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东西烧着了。因为它分明是一种烟熏火燎的气味，甚至可以看见：空气变了颜色，变得灰和白。
再接着，想到的是某一种草。这种草，有着十分古怪的气味：苦，涩，土腥。于是，有一些记忆渐渐回来了。这是艾草！这天原来是端午，他家在熏艾呢。
他们可真够意思，竟然在这高层公寓房内熏艾。可是，有什么不可以呢？艾草的气味多么好闻，干，爽，利索。
它带有一种涤荡的意思，将所有的浊气都熏灭了。艾的气味在房间停留得相当久，整整一个白天。
之后的葱油烤香也好，榨菜味也好，肉味也好，炸锅也好，花椒大料也好，都是在这层艾草烟气里走的。
他们虽然火爆得很，可却是三分钟热劲，一炸而就，没什么余味。时间一过，便过去了。
而艾草的熏香——现在我也以为它是香的了，或者，不叫香，叫“芬芳”——艾草的“芬芳”，经久不散。
经它洗涤过的室内空气，清洁多了，多日里沉积下来的陈旧的气味，被扫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再过来的油烟气，也爽利了许多，肉是肉，鱼是鱼，料是料。以前，其实，多少是串了味的，混起来了的。
他们的油烟气味那么强劲，倘若不是大锅大火地烹炸，是很难达到这效果的。
他们好像从来不侍弄那些细工慢火的吃食，传过来的气味从来不是微妙的，鲜美的，有涵养的，而且少甜味。
他们吃方面，崇尚一个“香”字，“香”其实是味里的正味，虽然简单了些，却比较有力度。
唯有“香”，才可这般全面彻底地打入我家的排油烟机管道，进到我家厨房。
现在，我家的厨房就浸在这股子“香”里面。灶具，台面，冰箱，外壳，都积起了一层薄薄的油腻。这就是我和我的邻居家，最亲密的接触。
有一段日子，在一日三餐之外，还增添了两次草药的气味。这的气味也是浓烈的，“扑”一下进来，涌满了厨房。他们家的每一种气味，都有着一股子冲劲。
草药的气味是生腥，辛辣，殷苦，底下又铺着一层瓦罐的土气味。
是因为草药气的影响，还是实际情况如此，这段日子里，他们一日三餐的气味比较不那么浓郁了。
倒不是说变得清淡，而是带些偃旗息鼓的意思。花椒、大料、辣子、葱蒜、鱼肉、肠肚，都不像以往那么热火烹油一般，大张旗鼓，气味要略平和一些。
炖菜呢？他们炖的是鸡汤，而这一回，千真万确，就是鸡汤。没有那么多作料的杂味，而是单纯的鸡的香味。但是，这鸡汤的香味却又要比通常的鸡汤浓厚。
就是这样一个清，也清得十分强烈。好像有什么力量，将这鸡的原味，突出了一把。
是什么在起作用呢？是不是火腿？不是，他们家不吃火腿，从没有火腿的熏腊的香。我说过，他们不吃这样的口味复杂的东西。当然，腊肉另当别论。
京葱或者蒜苔，爆炒腊肉，那香带着股子蹿劲，一下子蹿了过来。也不是咸蹄膀，他们不吃“腌笃鲜”一类的，那种带了些暗臭的腌香，他们不吃。
他们不接受那类暧昧的气味。无论香和臭，他们都要是比较响亮和明确。
再细循着那股鸡汤的浓香找下去，我终于觉出了：他们在汤里放了一只鳖。而且，一定是只野生的鳖。
养殖场里的鳖有一股膻味，而在此，鳖也是“清”的香，却香上了数倍，数十倍。
鸡汤的醇味潺潺地流淌过来，足有两天余味缭绕。好像将那火爆劲夯实了，沉住了气，一点一点来。
这段日子蛮长的，这么算吧，每周炖一次鸡汤，总共炖了有四至五次。那么就有一个月出头的时间。
草药的苦气味和鸡汤的香味，是这段时间油烟味的基调。这也是认真养病的气味：耐心，持恒，积极，执着。
草药的气味先后有些变化：有一段是以苦为主；有一段苦虽苦，却略有回甘；又有一段奇怪地，散发出海带那样的咸腥气。
但一日也没断过，准时在上午九时许注入我家厨房，再在下午四时许渐渐收梢。鸡汤的香气是二十四小时长留的。
方才说过，余味绕梁。再有准时准点的一日三餐，这段时间，我家厨房的气味就相当丰富，层层叠叠，密密实实。
端午时，艾熏洗过的空气里，又积满了种种气味。不过草药的气味多少也有一些洗涤的作用，还有瓦罐的泥土气也有洗涤的作用。它们刷去了些油腻，使这肥厚起来的空气清新了一些，也爽利了一些。
之后，忽然，有一天，我家的厨房里滚滚而来一股羊肉汤的气味。其中一定也添加了什么奇特的配剂，它一点不膻，而是香气扑鼻。
它的香气是那么醇，又那么稠，以致，香气就好像一咕噜，一咕噜地涌进我家厨房。
为什么判断它是羊肉汤，而不是爆羊肉，炖羊肉，是因为没有炸锅的油味，还有葱姜料味，它相当单纯，又相当肥厚。
不过到后来，就有别的成分参加进来，就是芫荽，还有辣油。于是，那香味就变得尖锐了，而且带着一种异端的气味。
就有着这种异端的性质，它放在哪里似乎都有些离题，可其实却是突出主题。
现在，的香味简直是翻江倒海，都能听见响了。就知道，他们家人的病好了，要重重地补偿一下，犒劳一下，就登场了。
倒不是说有什么宝贵的，但它确有一种盛宴的气氛，带有古意。古人们庆贺战功，不就是宰羊吗？
果然，草药味从此消遁。炖汤的绵长的气味也消遁。余下一日三餐，火爆爆地，照常进行。
早上的气味里，间或是韭菜的辣香，或者鸡蛋的酥香，还有肉香，是煎肉饼，还是锅贴？中午有麻酱的油香气，和豆瓣酱的带些发酵味的酱香。
晚上的气味总是最丰厚，炸锅的作料味一阵一阵蓬起来。这家的灶火旺的很哪！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在一段膏腴厚补之后，总要间插进一种草本的气味。
比如端午时节的艾草，比如草药，当然，这是一个意外的插进，可是还有，秋天的时候，荷叶的气味来了。
荷叶裹着肉、花椒、香菇、米粉的气味，丝丝缕缕地进了我家厨房。荷叶的携着水汽的清香又一次洗涤了油腻之气。
之外，又有稻柴的气息，是与肉、葱姜、八角、桂皮，以及酱油的气味裹在一起，扑入我家的厨房。
总之，时不时地，就有这些乡土的气味送过来。从此可见，这家吃方面，很重视接地气，并且，顺应时令。
在较长一段稔熟的相处之后，我家厨房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那就是一缕咖啡的香气。这是另一路的气味，和他们家绝无相干。
它悄悄地，夹在花椒炸锅的油烟里，进来了。这是一股子虚无的气息，有一种浮华的意思在里面，和他们家实惠的风格大相径庭。
因此，我断定，这又是一户新入住的人家，很没经验地，也将管子接进了烟道，又恰逢顺时顺风，于是，来到我家厨房凑热闹了。
它这么蹑着手脚跟进来，似乎带着些试探的意思。然后，又有一小缕异样的气味来了，奶酪的气味，也是另一路的肥厚，种气不同，不同宗的膻和香。
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划分出来，两下里归开来。现在，它们和他们，桥归桥，路归路，各行其是。接着，那新来的又引进了洋葱，月桂，大蒜粉。
要注明一下，大蒜和大蒜粉可是不同的气味，差就差那么一点。前者辛辣，后者则没有那么强烈，稍差一点，可就这么一点差异，就改变了性质。更接近于一种香料，而且有着异国的风情。
还有橄榄油的清甜油味也来了。这一路的风格显然要温和、光滑一些，比较具有装饰感，唤起人的遐想。
而老邻居那一家则是实打实，香、辣、脆，勾着人的食欲。但终是相安无事。后来的也很谦恭，悄悄地潜来，又悄悄地离去。
和它不那么实用的性格相符，它并不是按着一日三餐来，不大有定规，有时一日来一次，有时一日两次，有时，一日里一次不来，也不在吃饭的点上，而是想起了，就来；想不起，就不来。显得有些孱弱似的。
而那先来的，从来一顿不拉，转眼间，油烟全面铺开。又转眼间，油烟席卷而去，总是叱咤风云的气势。
但是，有时候，夜已经很深了，那新来的，悄然而至。咖啡的微苦的香味，弥漫开来。
气味终究有些杂了，可是泾渭分明，绝不混淆。你来我往，此起彼伏。
再过段日子，又来了一个，显见得是苏锡帮的，气味特别甜，空气都能拉出丝来了。
又有糟油的气味，带着酒香。“腌笃鲜”也来了，好在竹笋的香味有穿透力，使得腌肉的暗臭变得明朗了。
这股子油烟虽然帮系不同，但到底是同宗同族，还是有相通的渠道。所以，渐渐地，就有些打成一片。
倒是第二位，因是不同的出典，虽然弱一些，却能够特立独行，在一片气味中，划出自己的疆域。
可是，第四位却来了。第四位一方面缺乏个性，另方面又颇善融会贯通。它什么都来：香、辣、酸、甜、大蒜有，大蒜粉也有；麻油有，橄榄油也有。
有一日，先是红烧的牛肉，投了葱、蒜、花椒、八角，接着，忽又漾起一股兰姆酒味，想来是将兰姆酒做了料酒。
再接着，啤酒的苦涩清甜也来了；最后，是芫荽。于是，所有的气味就全打成一团，再分不出谁是谁的来路。
我们这些比邻而居的人家，就这样，不分彼此，聚集在了一处。
这一日，厨房里传出了艾草的熏烟。原来，端午又到了。艾草味里，所有的气味都安静下来，只由它弥漫，散开。
一年之中的油垢，在这草本的芬芳中，一点点消除。渐渐的，连空气也变了颜色，有一种灰和白在其中洇染，洇染成青色的。
明净的空气其实并不是透明，它有它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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