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孔子和康德遇到电车难题时……（电车难题 康德）

1967年，菲利帕·福特给世人抛出了一个争讼纷纭的问题：

你正站在铁路岔道口，这时有一辆电车疾驰而来，电车将要经过的铁轨上绑着五个人，岔道上绑着一个人，你身边正好有一个控制杆，拉下控制杆电车就会改走岔道，五个人得救，一个人丧生；不拉控制杆，五个人丧生，一个人生还。你该怎么办？——这就是著名的“电车难题”，如下图：

这个问题已经很变态了，但是为了得到更多元的结论，更变态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多改版，其中比较著名的版本就是胖子-电车难题：

还是那个岔道口，还是那五个可怜人，但岔道上没有绑着人，而且没有控制杆，不过在岔道口上方有一个天桥，天桥上站着一个毫不知情的胖子（此文描述完全是学术界公设，绝无歧视胖子之意），你在他旁边，你只有把胖子推下天桥，才能借助他的重量把电车撞到岔道上，救下那五个人，当然那个胖子肯定就死了。——总之，胖子充当了人肉控制杆：

好了，问题描述完了，接下来是怎么办的问题。这两个案例看似效果差不多：要么一死五活；要么一活五死。但是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一项还原度很高的社会调查，结果是：对于第一种情况，大部分人选择拉控制杆，理由是：一命换五命，这样值当。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大部分人宁愿让惨剧发生，也不伸手推那个可怜的胖子，因为这毕竟是亲手杀人，很多人表示“做不到”。

其实选什么并不重要，这个问题最大的价值在于引发人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一个一以贯之的、合理的道德原则下做出自己的道德抉择或判断。这个道德原则能让我们免受很多纠结之苦，真正实现孔子所说的“不惑”甚至“从心所欲不逾矩”？（上帝内心OS：人类总是妄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自己遇到的所有问题，真够可爱的……）

其实在第一个案例中，大部分人选择拉下控制杆的理由（一命换五命划得来）在哲学中就属于一个重要的伦理原则——“功利主义”。

提到功利主义，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英国哲学家边沁（1748-1832），他认为人制定的所有道德法则其实只有一个终极宗旨，那就是趋利避害，即最大限度的追求最多人的快乐，最大限度的避免或减轻最多人的痛苦。就这两个案例来说，一个人死的痛苦小于五个人，所以如果让边沁选择，他会果断地拉下控制杆并把胖子推下去。

权衡行为结果导致的快乐和痛苦的比重，然后进行抉择，这不失为一个标准。在商品经济、利益至上的社会中，大家越来越精于算计，这个标准会越来越被广泛接受。但要是仔细琢磨这个原则，还是不难发现问题：

边沁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快乐和痛苦无法精确量化，特别是在电车飞驰，千钧一发的时刻。如果把那六个人换成六瓶茅台（胖子是一大瓶），这个选择很容易——五瓶酒的价值肯定高于一瓶。但是这是六条生命，每一条生命都可能牵连着倚栏盼归的佳人、嗷嗷待哺的孩子和殷殷切切父母，每一个人的丧生带来的都会是家人撕心裂肺的痛苦，请问这些痛苦怎么计量呢？难道把为他们而流的眼泪汇集在一起称重吗？边沁倒是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很多衡量快乐与痛苦的量的因素，比如：快乐或痛苦的人数，强度，持久性（也就是沉浸在快乐或痛苦中的时间），甚至继生性（即快乐或痛苦又引发的快乐或痛苦）等等——他列出的因素越复杂，恰恰越能说明“量化幸福”的空想性。

看来功利主义的原则是站不住脚的，边沁的解决方法也难以为我们接受。

康德为代表的道义论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甚至有人将这种原则称为“康德主义”）。

康德说过一句名言“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它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和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在康德看来，道德律令是一种“绝对命令”，它是和所谓“假言命令”相对的。

如果你做一件事的动力是利益，那么这就不是一个道德行为，比如一个商人童叟无欺、很讲诚信，我们不会依此认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可能只是想生意兴隆才这样的；比如饭店的美女服务员对我很友善，我也绝不会肯定她是一个待人和气的人，因为这只是他的职业要求，或者说是工资保障。所以假言命令就是“如果你想要……，那你就要做……”的句式。但是绝对命令的句式却是“你必须这么做，不管结果如何。”在绝对命令下发出的行为不为利益服务，不对结果负责，只对道德原则负责——这样的行为才是道德行为。按照这种区分，在功利主义得失权衡下做出的抉择就属于假言命令下的行为，并不是道德层面的善举。

那么康德的绝对命令是怎样要求我们的呢？他只有两句话，很好记。第一句：“要只按照你同时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第二句：“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视为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

第一句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仔细想想，如果别人都这样做会使社会更和谐还是使社会混乱，如果是前一种，那你就可以做，如果是后一种，那就不要做。总之，你定的道德标准必须能够普遍通用，简单理解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对说谎者来说，他作为丧失诚信者，最希望的恰恰是别人相信他，否则他的谎言就失去了意义。他对自己和对别人持的是双重标准，这说明撒谎（或不讲诚信）是不能通用的一个准则，我们不能做。

第二句话的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在于自我成全，而非在于实现其他外在的目的。在电车难题这个案例中，本来岔道上和天桥上的那个人是可以安然无恙的，我们却为了就那五个人的命而杀了他，这就把这一个人当成了工具，虽然这个工具是为了救更多人的命。在康德看来，这样的行为就属于谋杀，即替别人做决定结束了他人的生命。

所以按照康德的逻辑，他会怎么选呢？他会什么都不做，让一切按照本来的样子发生：该死的死，该活的活。

讲完了康德的选择，我们来设想一下孔子。这个设想可不是随意穿越的。在论语中有一个类似的案例：

有一次，宰我问道：“有一个圣人，现在告诉他，‘另外一位圣人掉到井里去了’他是不是也会跟着下去呢？”孔子道：“你怎么能这样呢？君子可以让他一去不回，却不可以陷害他；可以欺骗他，却不可以愚弄他。（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孔子的意思很简单，也很有温度：我们不可为难人性。人性本身是很复杂、很具体的。有很多具体的因素都会影响我们的每一次当下的判断。人性也是很脆弱的，它经不起太严厉的逼问，它甚至本身只是一个埋藏在我们心中的信念、一个对善的希望。电车难题这种极端的道德困境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会碰到，这种道德胁迫只会引起我们对自己良心的质疑和不安——不管怎么选择，我们都会自责。就像那道“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这样的送命题一样，它只会将男人逼上左右为难的境地，最终伤害感情。

面对电车难题，有人绞尽脑汁地去想一个完美的答案，并由此引发一场又一场思想的碰撞，但孔子却直指提问者本身，发现了这个道德问题本身的不道德性。

由此，或许能窥探到东西方智慧的一丝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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