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忆(三)（回忆往事目录）

一、因成份高没有上了高中

一九七五年底，只有十五虚岁的我，初中毕业了(春季始业）。毕业时全班同学参加了大队的“抓革命，促生产”突击队，在王寺堌垛村“修河倒滩”工地上劳动了三天，各自回家就算是毕了业，没有考试，也就没有成绩。此前老师曾征求我们的意见看谁还想上学时，受到黄帅的日记顶撞老师、张铁生的白卷、批判孔子的“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等的影响，虽然也想上学，但大家都不敢说，都说还是回农村参加劳动吧。但当时上高中也不是想上就能上的，是要按家庭成份评定的，成份低的可以上，成份高的就难说了。

我们家是中农成份，而我们大队干部和贫农的孩子把全大队两个名额都占满了，我只得了个备取生的资格。家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和大队的书记、主任说了说，就在家里等通知。有的孩子已经有通知了，而我却没有,后来才知道原因是我父亲当时在县化肥厂工作，顺车往家里拉了一车煤，几个亲戚分着用了，大队干部知道后想要一些，但已经分完了，没法给了，也就把他得罪下了。他还说，不能让他们一家人都当干部、吃国供，他以为上了高中就当上干部了。他一方面是嫉妒，另一方面给我家个下马威。实际上我父亲只是个县化肥厂一个中层干部，大姐是供销合作社营业员，二姐是民办教师，三姐四姐还在上学。就这样，尽管我初中时学习成绩还不错，但仍然以家庭成份高为由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 。

二、 在村里劳动的日子

由于高中没上成 ，从一九七六年初开始，我十六虚岁就正式在村里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我们自然村地处山区，是一个生产小队，自然条件很差，都是小块田，最大的一块地才五亩，其余都是一二亩的，只有十六户八十多口人，是一个祖上沿袭下来的，都是本家。当时在外工作的人多，队里的青壮年劳力就少了。尽管我年龄不大，但要按全劳力使唤，工分只能挣一半，每天五分钱。记得当时什么活都干，梨地、耙地、割麦、拉麦、赶上牲口车往地里送粪、收玉米、摘棉花、出羊圈，最熬人的是碾麦扇场，麦子全部收回来，腾出人手再碾，有的年成要碾二十多天才能碾完，白天赶着牲口碾麦，晚上扇麦，几个年轻人踩扇车踩到半夜，踩着踩着累的就打开了瞌睡。

当时我们村有的活实行了小包干，就是那种活干到什么程度，得多少工分。但我家爷爷奶奶年龄大，父亲在外工作，姐姐们在外工作或上学，一个弟弟年龄还小，遇到包干的活，没人和我一块干，我就一个人赶上队里唯一的老黄牛去耙秋地，全队二百多亩秋地全耙一遍，要一个月才能耙完。就这样我赶上牛，扛着耙，背个“风雷”牌收音机，一边耙地，一边听电影录音和广播剧。吃饭是我母亲往地里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的特别多，仅早饭就吃一罐子汤面，大约有二斤，还要吃一个窝窝头，一碟子咸菜。秋地耙完后，村子对面一块螺旋地种的土豆还没有人拾掇，我一个人扛上锄头，还背上收音机，锄了三遍，用了近一个月。要不是有收音机作伴，那份孤独是怎么也坚持不下来的。

有时候是和我小伯张生耀一块干，他带着我们一群半大小子出羊圈、锄玉米、踩碾子等，在村里常年干活的人面相显老，当时他才40多岁，看着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夏天干的最多的一项活计就是捆麦拉麦，我们村的老人对每项活计都要求很严，必须按规矩来，程序不能乱，否则就会骂你。捆麦从铺麦绳，放麦杆，掌个子(麦个子），串羊角，再到拽绳捆住挽圪瘩，一气呵成，捆的个子有棱有角结实好看。以至后来上班后去城北村里忙“三夏”，和他们村里的人一起捆麦，但他们没有这些规矩，和他们也配合不好，捆不出原来的效果来。麦子捆完后就往回拉，把双套车赶到离麦地最近的地方，把麦个子扛过来装上车，我经常和张义哥两个人一个组合，他是大人在车上面把麦个子放好，掌握平衡，我在下面往上举，回想起来当时劲真大，一个麦个子先提起来放到大腿面上，然后腿往高里一使劲，双手一下就举过头顶，举一人多高，上面的人才能接住拉上去，上面积放好后再用一根绳子从后往前捆到前面辕杆上，才能算装好车。一车大约装有二十三、四个麦个子，一天拉七八趟。

夏收过后，便是交公粮。那时地打的少，大部分队里不够分口粮，所以大家交粮都不积极，公社革委会就让拖拉机站派拖拉机去各队去拉，也省得赶着驴车翻山越岭去送。轮到我们队时，来了一辆铁牛55和一辆东方红30拖拉机，拉了两车皮，都是用毛廉（口袋）装的，120斤重。我和五六个青壮年坐上拖拉机就一起走了。拖拉机光管拉粮食，其余的事还是我们的。到了响水河公社铁佛寺粮站，才真正遇到了麻烦，那时粮站的人牛逼的很，拿个小铁棍往毛廉里插一下，麦子干不干，杂质多不多，人家说不行就不行，于是，不是拉回去重晒，就是就地再扇一遍，才能合格。我们队的本来已经很干净了，但还是要求再扇一遍，幸亏我们村在粮站工作的张彪及时赶回来，和管事的说了一声，才勉强通过，排队准备入库。轮到我们时有人指挥着往什么地方放，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先把毛廉口绳解开，一手捏住，蹲下一手托地，肩膀放到毛廉中间，后面有个人往上送一下，一使劲，就站起来了。沿着粮库中间粮食上放的一块木板，颤颤巍巍、小心翼翼地走过去，送到库房最后边，也是最高处，捏口的手轻轻一放，麦子就哗哗地流出来了，毛廉拿回来再送第二趟，记不清送了几趟，我年龄小，比别人送的少些，但也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总算入完了，办了手续，坐上拖拉机，望着满天繁星往回赶，到了上东公社拖拉机站，拖拉机不走了，这时已经后半夜了，我们在附近麦场上抱了一捆子麦秸，放在拖拉机斗子里睡了一晚，第二天日上三竿，老少爷们哼着小曲有说有笑就步行着走15里山路回家了。

在队里劳动，我干的都是全劳力的活，挣得半劳力的工分。干活劲使的太大，只嫌活干得少，本身我的身体也单薄，在两个乳房里边形成了两个硬疙瘩，直径大约有五六公分，多少年手摸时都隐隐作疼，一直到我近50岁时，慢慢地才完全消散了。

有一次晚上分玉米穗子，就是在地里掰好以后，以先称一筐子为标准，一户几口人多少筐，那天天已经黑了，家里只有母亲弟弟和我三个人，张波年龄尚小，只能看分下的玉米堆，我和母亲往回运送，待大家都肩扛手抬的走后，才意识到整个后沟里只有12岁的张波一个人，月黑风高，寂静无声，张波就在那里大哭，撕心裂肺的哭，整个村子都能听见，我和母亲赶忙赶过去把他接了回来，想起来真是后怕，那时山沟里偶尔还有狼出没，母亲心疼不已，称以后再也不会做这傻事了。

　　那年上东公社至二峰山的公路改造，分给了我们队里一截拓宽道路的任务，我也和队里老少五个人去修路，每人扛一张铁锨，走十几里山路，从小路走翻两座山，再在沟里走近二个小时，到修路点附近的村子北山角一个姑姑家里带上水，就上山干活，下午干完工具放到姑姑家，第二天来再拿上去干，一共干了七八天。最难忘的是中午去二峰山国营食堂吃饭，一盘过油肉，一盘炒豆腐，一盘西红柿炒鸡蛋，每人一碗肉丝汤两个蒸馍，第二天是两个烧饼，饭钱由队里出，个人只掏四两粮票。那真是人间美味，食中极品，那是我第一次下馆子，第一次吃到的最好的饭菜，回去见了村里娃，吹嘘了半来年，后来偶尔想起还会说一下。尤其是过油肉和蒸馍的味道终身难忘，后来再寻当时的味道，怎么也寻不到了。

　　当时主要的一项娱乐活动就是听书，说书的走村串户，每个村里住大约三四天，一两个月就来一次，两三个人，其中必有一两个瞎子，好像来的最多的就是任家岭的天武。杨家将、薛仁贵征西、隋唐演义等都是那个时候听来的。

晚上开会也比较多，主要是政治学习，也顺便安排第二天的农活。我经常在会上给社员念报纸上的社论和一些消息，张铁生、黄帅的事念过，有个救落水儿童献身的英雄洛桑单增的事迹也念过。村里就有人说，你干脆别去上学了，就在家里挣工分吧。当然几个年长一些的还是说，有机会还是要上学，干庄稼活太累了，也没有前途。其实我心里也想的是一定要上学，跳出农门，不想受罪了。

1976年前半年，我父亲也和公社领导联系过，想让我去公社里放电影，可惜晚了一步，没有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