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女性写作到中国女性主义

戴锦华

张莉

主题：《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发布会

时间：2020年10月16日晚7点

地点：SKP书店

嘉宾：戴锦华 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文化中心主任

张 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女性文学研究新一代领军人物

主持：季亚娅 《十月》杂志副主编

张爱玲、萧红、丁玲们

在这条路上遇到了什么

最终使她们成为第一代女作家

季亚娅：首先请出戴锦华老师。戴老师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她的工作包括三个部分：大众文化研究、电影研究、女性文学研究。戴老师在1989年和孟悦老师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被誉为“中国当代女性理论的发生之作”。接下来《涉渡之舟》，是对上世纪80年代女性写作情况的回顾。戴老师另外的著作还有《雾中风景》《隐形书写》。

张莉老师，是我们今天活动的主题——《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一书的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女性文学研究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代表作还有《姐妹镜像》《远行人必有故事》。

张莉老师不仅在学术研究领域卓有成效，她更是一位热情推动女性写作现场的行动者，充满热力和激情。她前两年推出的“中国作家性别观调查”，有100位作家参加，成为当年年度文化事件。

近些年她在这个领域持续生根，编辑、出版、主编了《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还跟《十月》杂志在上半年联合推出“新女性写作专辑”，探讨现在这个年代女性写作要怎么做，不光是理论意义上更是创作实践上的探讨。

这本《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是张老师的博士论文。初名为《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是对戴老师《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这一经典的致敬，体现了后辈学者是在前辈学者打开的精神穹庐和问题意识底下进行思考。请问，“之前”指的是什么？是什么发生学上的方法论吗？

张莉：1989年戴老师她们出版《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时，我还没大学毕业，还没有读到这本书。等我大学毕业、工作、生小孩之后，考上清华大学的研究生，研一正好是孟悦老师给我们上课。我才读到这本《浮出历史地表》，它完全打开了我另外一种视野，那时有种眼前非常亮的感觉。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戴锦华老师，之前在一个中等城市过着日常生活的我实在有点孤陋寡闻。自此，戴老师成为我的偶像。我是她多年的读者，她引导了我的研究和写作。

那本书一直在我枕边。上课的时候，孟悦老师也跟我们讨论过它。它影响了我对张爱玲、萧红、丁玲等现代女作家的理解。读完这本书我自己的问题是，她们是怎么成长为作家的？她们在成长为作家之前是什么样子？于是我的硕士研究慢慢关注到第一代女学生。我注意到这些女作家都是当时的女学生，也就是“五四”运动中的第一代女大学生。我非常好奇这些女孩们在考上大学之前经历了什么？

最初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女学生与现代爱情话语的建构》，后来到北师大跟王富仁老师讨论，他建议我不如关注文学的问题，因为爱情话语实在是一个太庞大的问题。他说：“你要讨论的是她们怎么成为女学生的，她们在这条路上遇到了什么，最终使她们成为第一代女作家。”我意识到这是之前没有人做过的工作，所以我就开始了。

在不新鲜与新鲜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个体生命又如何遭遇历史转折

张莉：从我开始把戴老师作为我的学术榜样，到我真正写出博士论文有八年时间。到我毕业那年，我拿我的博士论文给我师姐看。师姐叫梁鸿，现在是很著名的人，当时还没有那么著名。论文题目当时叫《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是王富仁老师给我的题目。梁鸿师姐跟我讲，你不是喜欢戴锦华老师吗？戴锦华老师的书叫《浮出历史地表》，你干脆就叫《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因为你研究的问题就是浮出历史地表之前这些人在做什么。我觉得她出了特别好的主意。并没有“蹭流量”的想法，只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向前一代研究者表示敬意。

季亚娅：在这本书的“前言”里，王富仁老师认为，把中国女性写作的发生和女学生这么一个特殊群体结合起来，进而去区别于西方女性写作最开始的自我表达，这是张莉老师在读书期间一个很直觉的、本能式的同时又很新颖的发现。想问戴老师对这本书的评价。

戴锦华：我很早就读了这本书，理由不用掩饰，因为它叫《浮出历史地表之前》。我很好奇是怎样一个“之前”。结果始料未及地遇到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它仍然延续着传统中国文学研究的那种方法，就是作家作品论，而且是知人论世的——更多地深入到作家的个人生命当中，去理解和发现她写作的动力、由来，她的素材、情感。但它又绝不是一个旧式的作家作品论，而是非常明确的思考和探索的方向。用我现在的理解，就是现代女性的发生。

女性写作之于中国女性，并不是一件“五四”才发生的新鲜事。但是我们同时都非常清楚“五四”一代女作家，她们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化、现代汉语的奠基者，是全新的发生。这个不新鲜与新鲜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大的历史转折发生的时候，每个个体生命是怎么与它遭遇的？这是我当时阅读读得很兴趣盎然的地方。

这本书使我觉得兴趣盎然还在于，她说她是追随者，其实她一直在“挑衅”。她一直在说你们说得不对，你且看我做了如此多的研究之后究竟是怎样的。这也使我感到非常有趣。

所谓五四“新青年”

其实经常不够新

新女性则是十足的新、十足的发明

戴锦华：其实《浮出历史地表》开始写作的时候我27岁，真的是太年轻了。我只有大学本科学历，跟她们不一样，她们都是博士。我唯一曾经写过的论文就是学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当代女作家的。

之所以要写当代女作家，因为我想在女作家的作品当中为自己的生命解惑。我通过阅读女作家的作品，了解到很多东西不是我个人独自经历的、有些事情不是我错了。因为我写了这样一个学士学位论文，我的朋友孟悦就觉得我可以继续做这个研究，她就给我认领了一本书回来。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氛围，今天很难想象。她说有一个写现代女作家的选题，你来写吧。我说我写不了。那个时候孟悦是现代文学的硕士生，比我学历高。最后讨价还价的结果就是她来做框架，我来写作家作品。因为我自以为还是比较会读文学作品的，当时还受到一些欧美新批评的训练。当时我已经在电影学院，我还学了一点结构作者论。我想用电影学研究的结构作者论，加上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也许可以处理这些作品。但是你们要知道，真的太年轻，书读得不够，生命阅历不够，累积得不够，所以真的是一本非常年轻的书。

当然，张老师也说了一个真实，这本书因为写得早，所以它慢慢地重要了。资格老的人仅仅因为牙口老，你活得足够久以后你就重要了。这本书也因为活得久就变得重要了。但是因为它重要了，大家忘记了它是两个非常年轻的姑娘写的一本非常年轻的著作。我经常读到的是它被作为一个经典被挑战，但没有读到对话式的挑战。而今天在张莉这本书中读到了一种“挑战”的动力，同时读到了一种对话的力度，这是我第一次阅读时候非常感兴趣的。

而它这次再版换了一个更好的名字——《女学生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让我更感兴趣。因为近两三年来，经由中国电影史对这个问题的再思考，我在很多地方也表述了我的观点。我说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开启，也是我们献祭了悠久的前现代中国历史，以前现代中国历史为代价，艰难开启的现代中国的历史。

而在这个创世纪的历史时刻，我们很多的东西都从无到有地发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明是女性。新女性在这个意义上才更是现代中国的新人。她们才是新人，而之前那些所谓“新青年”，其实经常不够新。说得粗暴一点，新青年经常是旧举子，新青年是由旧举子组成的。因为废除科举了，他们被迫成为新青年。而新女性则是十足的新、十足的发明。中国的女性议题贯穿了整个20世纪，都携带着社会的激进命题。直到中国崛起，整个中国进入中华和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时段的时候，女性议题的激进性才渐次消失。

研究做到一定程度有种特别的投入感

觉得自己今天的生活

是受益于她们的努力

张莉：刚才戴老师说“挑衅”和“挑战”，我肯定不是，但是我内心里是把她作为一个对话的对象。包括如何理解凌叔华、庐隐、冯沅君，都有内在的对话关系，所以我非常感谢那样一本书激发我更多的思考。

从方法论上来讲，《浮出历史地表》的文本细读和对西方理论的运用，让当时年轻的我有一些畏惧。包括现在我也不敢，我知道自己在理论功底方面是有欠缺的。

在具体写作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很笨的功夫，就是去查史料、查研究资料。中科院有一个图书馆，当时我是可以进入里边翻史料的，一九零几年的那些妇女杂志，还有女学生的那些报纸，我都可以翻到。它们都发黄发脆了，整个屋子大部分时间是我一个人看那些妇女杂志。我很怕有一天不让我去了，所以我买了一个相机拍了很多照片。我把那些照片花很多钱打印出来，回家再慢慢翻。这样的话就会看到这些女学生在小学的时候学的是什么，她们发表的那些作品是什么，她们当时喜欢的校歌是什么，她们怎样进学校、女中学生当时的环境、学校里面的规定是怎样的，女孩子怎么逃学，等等这些东西。

因为女性写作到了一定基数才可能有少数的、天才的女作家出现，所以我要找到关于女学教育的资料。这些资料今天也不能确定它特别完整，但是我尽可能地复原当时那样一个场景。比如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她进入新式学校和旧式学校之间细微的差别是什么。旧式的女学生会被要求做贤妻良母，上到中等师范学校就可以了。但是到了“五四”，尤其1911年以后会告诉你要做一个女国民，你不属于家庭，你是女国民，你身上肩负重任。你会发现女学校里面设计的科目，一开始有家政，后来没有了，有物理、化学。

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整个社会对学校、对一个女性的期待在慢慢发生改变。包括北师大图书馆里面有很多女学课本，我自己一一去翻。你发现这些课本有可能自己是第一个翻阅者，尤其是早年的那些课本。我慢慢有一种发现的乐趣，慢慢自己来勾勒这些女学生怎样成为现代的新女性，它其实是“五四”的一个发明。

但这样一个过程，具体到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它要落实到每个个体进行的努力。比如陈衡哲的坚决不结婚、坚决要独身。为什么？因为我要去学校。去了学校怎么样？过了18岁以后不能读书了怎么办？当时没有女子能上的大学，要到1921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自己办的大学出现，女学生才可以进大学。所以这个时候陈衡哲要努力让自己不嫁人，终于有一天等到机会，清华大学招留美女生，她去考试中了，清华大学送她去美国，她在那里开始进行白话文写作。那是1917年，是第一代。

我要找到细枝末节的这些，看起来是细枝末节，但是站在具体的女性写作者角度，你会知道这些细节关乎她们终生道路的选择。其中还包括遇到“五四”运动，在课堂上遇到鲁迅、周作人、胡适。女高师的学生一开始用文言文写作，胡适跟她们讲你们要用白话文写作，现在白话文运动开始了。所以姑娘们隔了两天全部用白话文写作。李大钊当时有一个女性主义理论的课程叫做《女权主义理论》，大概是当时最早开设的。

研究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的投入感，我觉得自己今天的生活是受益于她们的努力。希望能把她们当时付出的努力和心血、艰难和不易，那些独属于那一代中国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尽可能地还原。

完全的断编残简、完全的道听途说

今天你们很难想象

居然曾是这样去阅读理论

季亚娅：请问戴老师，您和张莉老师所处的学院空间对女性写作的思考，和今天社会大环境里面女性生存的现状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

戴锦华：不是太好回答，刚才张莉老师说理论，在她阅读当中觉得《浮出历史地表》更理论化。当然，做一点小辩护，当时即使进入图书馆也找不到相关资料，当时很多很多历史资料都尚未被开放，女作家作品很难找到。

季亚娅：张爱玲跟苏青是戴老师最先发现的。

戴锦华：是我发现的。我为什么会发现？当时有一个电影学院的老教授，把他个人藏书捐给电影学院。没有任何人去整理这些书。我是当时电影学院图书馆里几乎唯一的阅读者，所以我去翻那堆打着捆的书。然后找到一本上世纪40年代谭正璧选编的《女作家作品选》，我在里面读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还有苏青的作品。我从来没见过这两个名字，从来不知道这两个作家，我读得如醉如痴，余香满口。我就说原来有过这么了不起的作品，这两个作家被埋没了。于是我真的以为我发现了她们。

后来怎么读到张爱玲的作品，每一本都是故事，像留学生走的时候丢在屋子里的港台版的一本张爱玲等等，后来孟悦很不容易从北图找到苏青的《结婚十年》等等，每个材料都是这么去获得的。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这本书，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做任何修订。张爱玲事实上跟胡兰成是结婚了吗？我不知道。我更不知道她后来跟赖雅的婚姻。所以我说她“一生无夫、无父、无子”，除了无子这条对，其他的都不对。因为没有任何的材料可以找到。

最后是某次开会的时候，从别的学者手里拿到一本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在里面看到张爱玲是一章。才惊觉，张爱玲原来是一个被认可的作家吗？那是她在世界仍然处于冷战格局之中，中国刚刚处于新的文艺的、社会的全面转轨和复兴状态之中的作品。

真的不是辩解，我只是说图书馆的空间可以是一个异托邦，但是它同样被历史、被时代、被社会所定义。我那个时代图书馆里也找不到这些东西。民国的杂志是完全不可能阅读的，要拿到不知道要开多少种介绍信。而且首先你先要知道它存在，你才能去寻找它，我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这是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体验，也是跟张老师的叙述接续起来。

刚才张老师说到理论的问题，《浮出历史地表》当中现在可以分辨出很多20世纪西方理论、法国理论的痕迹。不久以前这本书的德文译者给我写信，说，“你是不是特别受到法国女性主义的影响？还是你特别受到某一个女性思想家的影响？”

我特别不好意思地跟他说，这里面有很多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是一本从台湾同学手里借到的《第二性》的残卷；我说这里有一点点席殊，是一个朋友翻译了席殊，他把他的翻译稿给我看；我说这里有一点点斯皮瓦克，因为在一次学术报告当中，有一个学者介绍了这么一位斯皮瓦克。

完全的断编残简、完全的道听途说，相对有一点点系统的是，当时我自己尝试去获得、学习、建立西方电影理论，而西方电影理论很多是20世纪批判理论的延伸。所以我并不知道它们的源头，只知道它们的电影理论。说起来理论的长项是非常奇怪的，今天你们很难想象居然是这样的去阅读理论。

1994年赴美，1995年世妇会后回国

离开中国时我是唯一的女性主义者

回来的时候遍地都是女性主义者

戴锦华：但是不论怎么说，历史的、偶然的，它仍是一个理论化的文本解读的一种操练。其中最不清晰的是女性主义，后来这本书被认为是在中国最早使用gender而不是sex这个概念，开始使用“社会性别”而不是“生理性别”的观点和概念的东西。毫无疑问它是曲折来自于那半本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她是被后天教养而成的；或者是来自于我和孟悦对于这样一种表述的朴素的理解和体认。

不过这本书在当时的那种偶然和那种孤独，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几个东西同时发生，比如中国社会急剧的商业化，图书市场首先商业化，而图书市场商业化过程当中女性作为重要的卖点，比如张爱玲的流行。

同时与这个话题密切相关的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为了筹备这届妇女大会的召开，国际所有重要的基金会资助了全世界女性主义者来中国。这么说有一点张狂和粗暴，我1994年到美国去访问，在1995年世妇会召开之后回到中国。那时候孟悦已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是唯一的女性主义者，我回来的时候遍地都是女性主义者。

所以我要说的是，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来不是学院路径。它经由学院路径，但从来不是学院路径。这个经由世界妇女大会普及的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比较偏向于实践性和社会性。全国几乎所有重要大学都设立了女性研究中心、性别研究中心，或者开设了女性的课程。也是这个时候女性文学的研究蔚然成风，成为当代文学重要的脉络。它其实是同时发生和发展的。

反而不同的是经由网络所出现的网络女性主义。它既不是在中国社会实践当中，经常是有专业人士参加，但是以基层妇女为主体的女性主义，也不是学院以人文科系为基础的女性主义。它实际上是另外一个，经由网络的媒介物，经由网络的社群，在网络上会聚起来的一些相对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所形成的一个言说的实践的脉络。

所以在我的感觉当中，它们是彼此平行的，而不是互相消长的脉络。但是在中国社会发生、文化发生脉络当中，是网络的以城市的、青年的、受教育程度高为主体的人群的文化，逐渐覆盖并且抹除了基层的、年长的、边缘人群的文化的过程。

整理/雨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