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三次上升周期 第十六章 郑成功收复台湾

中华文明的三次上升周期 第十六章 郑成功收复台湾

作者 范子盛

上文我已经说过，永乐、宣德之后明朝的官办海洋事业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私人海商。而明代后期的私人海商中最为显赫的是福建的郑芝龙家族，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则被誉为郑家的“千里驹”。

郑芝龙的父亲郑士表是一位明朝的小官吏。郑芝龙从小喜爱武术和航海，富有进取心，十七岁时随舅父黄程到澳门读书和经商，懂得葡萄牙语，做过翻译和贸易中介。明天启年间，郑芝龙来到日本发展，成为了在日本贸易的最大华商之一，并娶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于明天启四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公元1624年8月27日）在日本长崎县平户千里滨生下了郑成功。日本是郑氏海洋贸易的主要对象，每年组织大宗的生丝、丝织品、砂糖、鹿皮输往日本，换回白银、铜、铅等。

郑芝龙将世居福建南安的郑家发展成为了一个经营海上贸易的大家族。实现了郑家身份由官而商的一个转换。郑氏的商船遍布东南亚各国、印度、非洲以及日本、琉球、朝鲜，更远到西欧。

郑氏的第二贸易对象是荷兰，主要是从事生丝、砂糖、瓷器与胡椒、琥珀、锡、铅的贸易。后来郑成功实施收复台湾导致郑荷贸易基本中断，则转而同英国展开贸易。郑氏还大量同东南亚的吕宋、暹罗、柬埔寨、交趾等国进行贸易。总之，郑氏海商是当时世界上的海上贸易巨头，其贸易足迹覆盖东洋和西洋，涵盖内贸和外贸，足以傲视天下。

同时，郑氏家族还积极组织内地民众赴台湾拓殖、开发和贸易。郑芝龙侨居日本期间，依靠经验贸易，力量逐渐壮大。天启四年（1624），郑芝龙和海商福建漳州人颜思齐率领旅日华侨乘坐13艘帆船从九州出发，在台湾登陆，并且在台湾定居了下来，开始了对台湾的早期的经营和开发。郑芝龙一众人等在台湾建立山寨、开垦土地，福建漳州、泉州等地的很多无业游民纷纷穿越海峡来到台湾投靠郑芝龙。中国人在台湾的力量也就日益变得强大。郑金龙以台湾为根据地，设立佐谋、督造、主饷、监守、先锋等官职，对部众进行管理，同时广泛地同东西洋进行贸易，发展态势良好，可谓风生水起。

明朝末年，明朝政府风雨飘摇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是李自成的起义，另一方面是东北建州卫集团的反叛，使得明朝政府疲于应付。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必须必须倚重依靠海洋集团——私人海商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崇祯元年（1628），明政府授郑芝龙以“海防游击”的官职，后官至都督同知。这样郑芝龙的身份又产生了一次新的转换——那就是由商而官。在明政府任职之后，1630年，福建发生大旱灾，“谷价腾涌，斗米百钱，饥殍载道，死亡横野”，出现了大批难民。郑芝龙见此情形，向福建巡抚熊文灿建议，招募难民到台湾垦荒，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这次成功组织了数万民众来台湾垦荒。而且这是中国政府组织的一次对台湾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此举打造了中国人在台湾的人口基础，为台湾回归中国版图创造了最先决的条件。当时郑芝龙势力强大，拥有一千余艘船舰，数度与荷兰人海战都取得了胜利，成功保卫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安全。

郑芝龙与荷兰人打的最著名的一场海战是料罗湾海战。料罗湾海战发生在明朝崇祯六年农历六月初一（公历1633年7月6日）起至九月二十（公历10月22日）。当时荷兰方面不断派舰船骚扰中国沿海，抢劫物质，劫掠中国商船。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严令抗击荷兰侵略。福建巡抚邹维琏接到圣旨，“誓以一身拼死当夷”。此战明朝方面由邹维琏担任总指挥，坐镇漳州，檄调诸将，大集舟师。以郑芝龙为先锋，高应岳为左翼，张永产为右翼，王尚忠为游兵，吴震元、陈梦珠记功散赏。明朝方面先后投入战舰150余艘，士兵数万人。荷兰东印度公司投入了十余艘装备了先进加农炮的战列舰外加50余艘较小的船舰。双方经历了一系列小规模的遭遇战，最终在料罗湾决战。明军舰队在料罗湾东南角展开，以郑芝龙部队为先锋，顺东风急进，两路包抄，中间突破，集中优势兵力打击荷兰舰队。明军采用了火炮加火船的组合战术。明军150艘战船中，50艘大船装备了英国炮，其余100条小船为火船，随着一声令下，在大船火炮掩护下，百条火船蜂拥而上搭钩点火。荷方一舰遭烧毁，一舰遭击沉，一舰遭掳获（船上约100人遭俘虏），数舰在受重伤后逃走。其余荷方的小战船五十艘，全部被击沉。据福建巡抚邹维琏奏报的战绩：“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馘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版巨舰五只，夺夷夹版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夺盔甲、刀剑、罗经、海图等物皆有籍存。而前后铳死夷尸被夷拖去，未能割级者，累累难数，亦不敢叙。”由于抗击荷兰人的侵略有功，崇祯九年（1636年）郑芝龙被任命为福州都督。此战明朝战胜了荷兰人对中国主权的挑战，保境安民，维护了东南沿海的安宁，维护了海上贸易的繁荣和发展。明朝舰队继续维持了从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海上贸易受明朝管制、用明朝旗号，史载：“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并筑城于安平（今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 。料罗湾海战是中国同西方殖民者发生的首次大规模战争，表明了明朝在风雨飘摇之际仍然保持了强大海军战斗力。

1644年，清兵入关，很快席卷中原。1646年，清兵战至福建，郑芝龙选择了投降清朝，最终被清朝处决。其子郑成功选择了率众出海，继续抗清，最终成就了收复台湾的伟业。

1630年，郑成功随叔郑芝燕从日本回国，住在晋江安平郑府。郑芝龙非常重视对郑成功进行儒学教育，他延聘名师授业辅导郑成功。1638年郑成功成为南安县学的廪生。所谓廪生就是成绩一等的秀才，可以获得政府发放的奖学金。1644年郑成功考入南京国子监太学，师从名儒钱谦益。其时明朝已经进入多事之秋，当年3月中旬，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9月中旬，清朝定都北京。清朝发挥骑兵优势，进展神速，在击败了李自成的部队后，次年6月攻克南京，南明弘光政权覆灭，郑成功返回福建。同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被郑芝龙、黄道周等人拥立为帝，建号隆武。隆武帝对郑成功的忠勇十分嘉许，赐他与国同姓，从此郑成功人称“国姓爷”，承担起了反清复明的政治责任，打出了多次漂亮的战役。

例如，郑成功利用清军不善水战的弱点，诱其出海作战，歼清军水师一部于厦门围头海域。后来，郑成功又乘清军主力与大西军李定国部在西南地区作战之机，率水陆军10万、战船290艘北征。沿途收复乐清、温州，与南明兵部侍郎张煌言会师于舟山一带休整。公元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五月，郑成功率水陆大军经崇明入长江，击破了清军的横江锁链和置兵设炮的江上木栅，占领瓜洲和镇江，包围南京。

郑成功以为胜券在握，屯师南京城下20余日，希图等待城中守军献城投降，结果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反遭增援清军包抄反击，损兵折将，只好败退厦门。

面对清朝骑兵压倒性的优势，郑成功感到难以同其硬撼，于是便决定收复台湾，以为根本之地。

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一场极难打的战争，因为他面临的是东西两线作战的格局。而且郑成功所要对付的两个敌人，从总体实力而言均百千倍不止地强于他。比方说，清兵入关之后进展神速已经拥有了全中国的资源，而郑成功真正巩固的根据地只是厦门、金门几个小岛而已。至于荷兰，在17世纪中叶，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它在贸易上的投资比英国多15倍，商船吨数占世界总吨数的50％，舰队实力超过了英法两国舰队的总和。荷兰的船队航行于五大洲的海洋，被称为“全世界的海上马车夫”。《明史》记载荷兰“其所恃惟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囱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炮，即其制也。”可见当时荷兰的实力不弱。更为凶险的是，清兵和荷兰人还在秘密接触，准备联合行动，彻底绞杀郑成功。

郑成功南京战败之后，清军立即调集江、浙、粤、闽沿海数省海军和几万陆上兵马，由安南将军达素率领，对厦门和金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1660年6月17日(顺治十七年五月初十日)，双方在金、厦海域展开激战。郑军取得胜利，“北兵大败，横尸满海”。

此次胜利至关重要，它为郑成功赢得了一段宝贵的战役间隙。郑成功必须要利用好浴血苦战得来的时间，抢在清兵发动第二轮攻势之前，对荷兰作战，收复台湾。

于是，他立即下令“催各镇修葺船只”，抓紧备战。1661年4月30日拂晓，郑成功乘着即将结束的东北季风，亲自率领战船几百艘，人员一万多的“第一程”先遣军，出其不意迅疾通过了迂回窄浅的鹿耳门水道，在禾寮港登陆。登陆后的郑军迅速完成了对普罗文查城的包围。普罗文查城位于台南地区，是荷兰人经营的防御核心重镇。经过4天的围困，普罗文查城中水源断绝，粮食和弹药也难以为继。荷军代司令猫难实叮同意交城投降，5月4日签订了投降协议。6日，猫难实叮和230名士兵退出普罗文查。郑成功收复普罗文查城后，将其改名为为“东都承天府”，以赤崁楼做为明朝在台湾设立的最高行政机构的所在地。

在取得赤嵌地区的控制权之后，郑成功立即兵发大员——台湾南部的一个海岸沙洲，这里建有荷军最主要的据点热兰遮。5月5日，郑军占领了大员市区，并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热兰遮城形成包围。荷军负隅顽抗。25日，郑成功的部队向热兰遮发动了一次猛攻，但未能攻下，伤亡较大。于是，郑成功调整了战略，采用围而不打，广泛屯田的战法，留下少部分军队继续围困热兰遮，而将大部分军队分派台湾各地，驻扎屯垦，密切联系群众，建立了广泛的根据地，保障了军需，站稳了脚跟。经过了近9个月的长期围困之后，1662年2月1日，热兰遮的守城荷军最终向郑成功签约投降。台湾光复，重回祖国怀抱。郑成功在台湾设承天府及天兴、万年二县，有效管理了台湾。

郑成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

1661年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当郑成功的部队还在澎湖候风之时，郑成功就写信给荷兰驻台湾的殖民长官揆一。这封信于5月1日被分别送到揆一和普罗文查城代司令猫难实叮的手中。同时，郑成功还将这封信用布告公开发表。信中说，“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予既来索，则地当归我。”严正声明了台湾是中国人最早发现、最早开发，是中国神圣的固有领土的立场。

荷兰方面为了尽可能地维护自己在台湾的殖民利益，曾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荷方愿意付一笔赔款给郑成功，但郑成功必须退出台湾。二是荷兰人可以让出台湾本岛，但必须继续居住大员。郑成功明确地表示，他坚定不移的目的是要荷兰人放弃全岛。

在决定对热兰遮实行长期围困之后，郑成功于6月27日、28日、30日，先后三次写信给城中的荷兰人，进行攻心战。他明确指出，“热兰遮不可能坚守很久，也难等到明年援兵的到来，因为在本年内巴达维亚只能有商船开来。即使巴达维亚派来援兵，至多也只能有10只战舰和2000士兵，数量仍然比郑军少得多。即使能不断获得有限的增援，坚守10年，我们也有耐心奉陪。”

郑成功综合运用围城战法与政治、外交攻势，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从开始围城到1661年11月20日，热兰遮城内因负伤和得病而死者达500余人。其中军队379人(上尉2人、中尉4人、少尉3人、军曹15人、士兵355人)，妇女和奴隶157人。“此外还有与军队无关者数人。”连续的围困和政治攻势，使一些荷军士兵士气消沉，投降意愿不断增长。12月初，荷兰支援舰队司令雅各布·考乌假借台湾评议会派遣他前往福建沿海联合清军作战之机擅自带领两艘船逃回巴达维亚（即今日印尼的雅加达），此举导致守军人心动摇，越来越多荷兰人开始向郑成功的部队投降。

12月16日，一个名叫汉斯·哲根·拉迪斯的荷兰军官向明军投降，并提出了一条建议。他说，“由于长期持续不断的围困，守军已经精疲力竭，城中已经找不到四百名强壮的士兵，并且这个数字也由于疾病而日益减少，强壮的士兵也由于疲劳，不可能坚持很久了”。因此，他提议要用连续进攻，来彻底消解守军的抵抗意志，使其完全绝望。郑成功采纳了他的建议，于1662年1月25日组织了向热兰遮的猛烈炮击，发射了2500发炮弹，27日，荷兰在台湾的殖民当局评议会终于写信给郑成功，表示愿意投降。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荷兰殖民者自恃船坚炮利，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头号的海上军事强国，在向东方的扩张中从未遭受过重大的挫折，因而狂妄自大，根本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据荷兰人估计，二十五个中国人合在一起还抵不上一个荷兰兵”。“这已经成为我方战士不可推翻的结论。”郑成功的军队“一旦和荷兰人交战，他们便会被打得落花流水”。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要使荷兰人屈服，必须给荷兰人以重击方可取胜。

经过艰苦的战斗，郑成功迫使荷兰人于1662年2月1日签署了投降协议书。协议书共有18项条款，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从此不记前仇”；“荷方应将热兰遮城堡、外堡、大炮、剩余的军用物资、商品、现金以及其他属于公司的财产全部交与国姓殿下”。属于私人的动产可以带走，同时还可以带走荷兰人在返回巴达维亚途中所必需的物品。2月9日，荷兰人退出热兰遮城，揆一在海滩上将城堡的钥匙交给了郑成功的代表。至此，郑成功驱荷兰复台湾成功，将中国的主权牢牢的树立在台湾。

郑成功复台战争的胜利证明了明朝海上力量的强大。即便是明朝在失去了全国性政权的情况下，仅凭其残存的海军，仍然能够战胜当时一流的海上强国。郑成功不仅是光复国土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郑成功来到台湾后，团结各族民众，更加积极地发展生产，扩大海外贸易，建立了遍布世界的贸易网络，使得台湾的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

1646年，22岁的郑成功就两次讲了“通洋裕国”的思想。一次是3月，郑成功在在延平城(今南平市)向南明隆武帝朱聿键上《延平条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到了8月，郑成功对其父郑芝龙更进一步具体地提出:“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

郑成功从理论上提出了“通洋裕国”的主张，是以海外贸易为导向的开放型进取型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一位杰出代表。而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存在，从汉到明，中华文明才走出了一轮气贯长虹长达千年的上升期。

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两人都是中国当时海洋力量的杰出代表，为什么郑芝龙选择了降清，而郑成功人则选择抗清到底呢？

其实郑芝龙和郑成功的政治主张都是一样的，都是主张“通洋裕国”,都是想通过大力发展海洋事业让中国强大起来。

历史往往经过沉淀才能够看得更加清楚，今天我们可以透彻地看到，在中华文明的第二次上升周期的明清鼎革之际，当时是三大力量主宰着中华文明的走向。这三大力量，一个是以清庭为代表的骑兵力量集团，它拥有的骑兵战斗力最强，是陆战之王；二个是广大中原地区的地主阶级集团，地主阶级集团的优势是能够提供大量的粮食，同时还能通过科举制度为政府提供大量的官员；第三个是广大沿海地区的海洋力量集团，这个集团的优势是拥有强大的海上战斗力和贸易能力，拥有大量的经营收入。

当时的中国如果想强大就必须把这三张王牌整合为一体。1646 年郑成功于延平向隆武帝提出十六字的战略方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这个战略方针，如果放大来看，其真实的内涵就是要将中国的农业优势、骑兵优势、航海优势都结合起来，才能让中国强大！

当时中国的骑兵优势掌握在清朝手中，清朝拥有压倒性的优势，郑芝龙听从洪承畴的劝导投降清朝，他的战略目的是同清朝合作把航海优势和骑兵优势结合起来，谋求中国的富强之策。郑成功坚持抗清是担心清朝出尔反尔，不给海洋力量生存的空间。郑成功说过“清朝没有诚意”，又说“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

清朝确实对于发展中国的海洋力量没有诚意，因为清朝对于自己拥有的骑兵力量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清朝觉得依靠自己强大的骑兵再加上科举制度笼络人才就足够统治全中国。

所以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清朝实施“平贼五策”，内容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二十里，断绝郑成功的经贸财源；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斩杀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

康熙四年，清朝官吏李率泰在遗疏中说：“臣先在粤，民尚有资生，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南明史》记载，“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清朝的迁界令不但摧毁了中国沿海的经济，同时还使得中国沿海居民死去十之八九，情况十分惨烈。

1683年，清朝攻取台湾。1684年清朝设置台湾府管理台湾。清朝政府规定赴台湾的人不许携带家眷；规定惠州、潮州地区的人大多通海，所以禁止与台湾的往来；严禁广东客家籍人渡台；对其他地区的人民渡台也严加限抑。尤其是严格规定渡台人员不得携带家眷，也就是说不许老百姓在台湾成家立业繁衍生息，这一政策导致台湾妇女奇缺，清朝治理下的台湾因而又被戏称为“罗汉国”。

清朝在台湾实行的政策和郑成功“通洋裕国”的主张完全就是背道而辞。

所以说，郑成功说清朝没有发展海洋事业的诚意，的的确确是没有冤枉清朝。

郑成功具有爱民族、爱国家的情怀和责任感。

吕宋，也就是菲律宾，原来是明朝的属国，后来被西班牙人占据，当地华人华侨备受西班牙殖民者的欺凌和压迫。1662年4月，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的第二个月，派出使者意大利人vitatcio Ricioc带信前往吕宋同西班牙殖民当局交涉，维护华人权益。信中写道：“大明总统使国姓爷寄马尼拉总督曼利克·特·喇喇之宣谕：承天命而立之君，万邦威宜效顺朝贡，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可恶荷夷不知天则，竟敢虐我百姓，劫夺商船，形同盗贼，本当早勒水师讨伐。然仰体天朝柔远之仁，故屡寄谕示期彼悔罪退过，而彼等遇顽成性，执迷不悟，邀予震怒，遂於辛丑四月率水师亲讨，兵抵台湾捕杀不计其数，荷夷奔逃无路脱衣乞降，顷刻之间，城池库藏尽归我有，倘彼等早知负罪屈服，岂有如此之祸哉。你小国与荷夷无别，凌迫我商船，开争乱之基。予今平定台湾，拥精兵数十万，战舰千艘，原拟率师亲伐。况自台至你国，水路近捷，朝发夕至；惟念你等迩来稍有悔意，遣使前来乞商贸易条款，是则较之荷夷已不可等视，决意姑赦尔等之罪，暂留师台湾，先遣神甫奉致宣谕。倘尔及早醒悟，年俯首来朝纳贡，则交由神甫履命，予当示思於尔，赦你旧罚，保你王位威严，并命我商民至尔邦贸易；倘或你仍一味狡诈，则我舰立至，凡你城池库藏与金宝立焚无遗，彼时悔莫及矣。荷夷可为前车之鉴，而此时神甫亦无庸返台，福祸利害惟择其一，幸望慎思速决，毋迟延而后悔，此谕。永历十六年三月七日　　国姓爷”

当时郑成功的力量明显强于西班牙人，而且在吕宋岛居住着大量的华人，他们在那里经营已久，势力盘根错节，是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郑成功酝酿收复吕宋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功。不过1662年6月23日，郑成功突然去世，年仅38岁。此议也就作罢了。

总的说来，明朝中国的海上力量较之宋朝有了显著增长。宋朝灭亡之时，宋朝军民数十万人在广东崖山海面被元朝军队追杀，全军覆没，场面极其凄惨。而明朝灭亡之时，郑成功在历史的狭缝中，两线作战，以孤军抗强敌，将台湾收入中国版图，丰功伟绩无愧于时代，有功于千秋，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上升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不朽的精神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