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德林
美丽的巢湖岸边，双和塔下，长眠着一位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异乡人。他的冤魂伴随着那座残缺不全的孤塔，在凄风苦雨中整整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只有为数不多的当地老人，知道他叫杨效春——黄麓师范创建时期的校长，一个积极倡导乡村教育的探路者。
1、
说到黄麓师范，人们并不陌生。这所具有60多年历史的中等师范学校，是由张治中将军捐资兴办的。学校自创建以来，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仅抗战前毕业的100多学生，就有相当一部分人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他们中有不少人先后担任过要职：王惠德，原中宣部副部长；陈梦轩，中国医科大学校长；武兰青，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还有周慧敏，李广涛，杨冠群，周兆玉等。滞留美国和台湾等地的，也有几十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先进黄麓师范，后进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中，至今仍在领导岗位或在其他行业取得较大成就的难以尽数。
而说到黄麓师范，就不能不提及杨效春。因为他是一个为乡村教育，为黄麓师范的崛起和兴盛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人。
杨效春生于1894年，浙江义乌人，农家子弟，出身贫寒。他自幼聪颖，好学不倦，15岁破格官费考入金华师范学堂（按规定应年满18岁）。1916年夏，考入南京东南大学，主攻教育学，与后来成为夏门集美乡村师范校长的张宗麟，同为时任东南大学教务主任陶行知先生的高足。因为家贫，杨效春只能一边读书，一边兼职教书，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
20年代初，一个农民之子，能够拿到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且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4年的大学生活，杨效春得以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不仅磨炼了意志，也为他后来的人生取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了使更多的农家子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为了改造贫穷落后的中国，在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和影响下，杨效春立志终身从事乡村教育。
2、
杨效春青年时代，恰值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
十月革命月一声炮响，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再也按捺不住了。要求打碎奴隶枷锁，推翻封建专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实验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成为“五·四”时期关于改造中国社会的两个主要思想派别。1917年7月，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后毛泽东，张闻天，恽代英，邓中夏等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相继加入。次年，杨效春也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一员。在这个左，中，右三种思潮并存，分歧严重的社团里，杨效春虽然在教育理论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并且结识了现代中国不少进步的思想家（其中与恽代英的交往甚密，关于教育的讨论也最多），但是鉴于当时的识别能力有限，鉴于他与教育的情结太深，最终，他没有站到马克思主义一边。
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被迫解散。此前的三种思潮演变为三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立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王光祈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而以曾琦，李璜为代表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信奉国家主义，后蜕化为一个极端反动的政治派别。
作为学会最后一届执行部主任的杨效春，在这个历史大潮的变迁中，没能摆脱改良主义关于“再造少年中国”美梦的影响，而是坚持走他自己的路—— 崇尚乡村教育，投身教育救国。他没有在与恽代英的多次争辩中醒悟过来，却把一腔热血献与不切实际的空想，从而酿成了他的人生悲剧。
3、
1933年，张治中将军在他的家乡安徽巢县洪家疃村捐资创办了黄麓乡村简易师范学校（次年被省教育厅接管，改称黄麓师范）。时隔不久，将军就深切感到，非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知名人士，不能办好这所学校。
于是，他分别走访了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经陶梁两位先生推荐，他决定聘请杨效春担任黄麓师范校长。
大学毕业后的10多年间，杨效春既为乡村教育，也为生计，四处奔波。在其教学实践经验不断增长的同时，知名度也在不断提高。从1920年至1927年，他先后在宣城师范，重庆联合中学，女师及东南大学附中等地执教。1927年南京晓庄师范创立，杨效春即回到陶行知的麾下，担任该校的教育指导员。此后两三年间，他成为陶先生的得力臂膀。晓庄师范被迫解散，应梁漱溟的聘请，杨效春去了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也是从事乡村教育）。
梁漱溟对陶行知的一套做法十分钦佩。他在参观晓庄师范时向陶先生提出，要求派两个得力助手帮助他办乡村建设研究院。陶后来就给他派了张宗麟，杨效春等。在邹平，杨效春主要是帮助梁漱溟办教育，在农村跑的日子多，教书的时间少。他不抽烟，不喝酒，平易近人，但在教学上，要求却十分严格。唯因如此，他和梁漱溟结下了深厚情谊（杨蒙难后，梁曾以每月20块大洋接济了杨家很长一段时间）。
1934年秋，杨效春走马上任，来到了巢湖岸边的黄山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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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至1937年的这段时间，是黄麓师范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杨效春的教育主张在这里得以全面开花，结果。尽管是短暂的，却使得这个刚刚起步，坐落于穷乡僻壤的乡村师范学校，从此闻名全国。
当年秋天，学校即扩大了规模，学生由原来的100人增至150人，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亦开始全面启动。上任之初，杨效春团结一批进步教师和学生，积极开展“到农村去，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活动，创办了许多“乡农学校”，采取小先生教学，结合抗日救亡宣传，进行广泛的文化传播和普及。到1936年，黄麓方圆几十里，几乎村村办起了“乡农学校”。有成年班，妇女班，青少年班；有全日制，半日制和夜校。所有的“乡农学校”都没有固定教师，所谓“小先生”，均为师范的低年级学生和师范附小的高年级学生。如此，不仅使得乡村教育运动收到了显著效果，同时也为初等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开辟了一条捷径。
杨效春的教育主张，实际是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延伸。他崇尚实用主义，信奉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提倡勤工俭学，身体力行；注重培养学生健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生产的能力，团结的精神和艺术的兴趣；坚持打破死的，假的，阶级的，书本的教育，代之以活的，真的，全民的，人生的教育；坚持人格平等，办学公开，教学做合一。
学生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经常帮助地方挖塘，修路，植树，养鱼，办学；除学习外，每个人还要种一份地，校长老师都一样。
他的这套做法与旧的教育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令人耳目一新，学生诸方面素质大为提高，社会各界普遍赞赏。1936年，安徽督学周邦道撰文赞叹：“异军突起的黄麓师范学校”！
黄麓师范与集美师范，遥相呼应，并驾齐驱。许多进步青年（东北的，江浙的都有），纷纷慕名而来。
是时黄师，“背山临水，境地清幽，丰草长林，掩映左右，依山脉之蜿蜒，列校舍之体势，规模宏大，设备完善——具林壑气，无尘世喧，虽鹅湖鹿洞，不过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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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受难，无数平民遭殃，杨效春亦难幸免。
1937年底，日寇铁蹄直逼江淮大地，战乱骤起，人心惶惶。处在多重矛盾夹击之中的杨效春，受人诬陷，被驻皖国民党桂系军队以“汉奸罪”捉拿入狱。在合肥严刑逼供数日后即遭枪杀，葬于肥东县六家畈巢湖岸边的双和塔下；同时被杀的还有地方士绅吴中流，吴中英，李蔚唐三人。远在湖南的张治中将军数次急电安徽省国民政府主席李品仙等人，无奈桂系先斩后奏，杨效春终未逃过次劫。
闻讯后，全体师生和周围的老百姓无不为之鸣冤，为之悲恸。一个富有爱国热情，与学生同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痛哭流涕的人，一个进城开会有轿子不坐，却赤脚穿草鞋与轿夫徒步并行的人，一个终生献身乡村教育且淡泊名利的人，会是汉奸吗？栽赃陷害的背后，是地方恶势力的作祟，是桂系军队统治安徽的武力炫耀，是愚昧无知对教育的戕杀。
投身乡村教育，试图以教育救国的杨效春，到头来成了封建势力和官僚政客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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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效春的清白，有四点佐证可供后人评判：其一，查当时国民党情报部门的档案资料，定杨为汉奸无任何证据。其二，时在重庆的安徽同乡，为杨被诬陷致死鸣不平，召开追悼会，向桂系军方提出抗议。其三，陶行知，黄炎培等50多人联名在《大公报》发表悼念文章；陶还在致杨效春妻子的信中说：“现在要做的有三件事：（1）表扬；（2）抚恤；（3）惩办诬告。”其四，李品仙在赴重庆开会时，曾当面向张治中将军致歉，言他在任安徽省主席期间，办错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该错杀了杨效春，并拨2000元大洋以作抚恤。
抗战胜利，张治中将军曾回家乡凭吊过杨效春，并说要把他的坟墓移至黄师（后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又起未果）。此前，将军在一次对村民的讲话中说过：“你们烧香拜佛只知道请姚老爷（宋代一武状元，抗金英雄），就不晓得请杨老爷，他是活菩萨。”足见将军对杨效春何等赞赏！
乡村教育，实际就是平民教育。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条路很难走得通，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陶行知，杨效春身上体现的那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自强不息，勇于探索，勇于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提倡，令人钦佩的。中华民族的兴盛强大，永远需要这种精神。
这就是作者之所以要为这样一位今天已不为人知的人物写下一笔的缘由。
（本文1999年发表于安徽《志苑》杂志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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