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1889年－1947年），字魁元，又字科元，乳名金贵，河南永城人，民国初年军阀，初为直系，历降镇嵩军、国民军、奉军、国民革命军、日军、汪精卫政府，二次大战日本投降后，又归顺蒋介石，成为国民革命军中将，国共战争中被解放军所俘，毒瘾发作而卒。

孙殿英自称为明末名臣孙承宗后裔。幼年在私塾学习。因为和同学吵架，被教师批评，7岁乃放火烧私塾校舍，被退学。以后，青年孙殿英成为赌徒，并染上鸦片烟瘾。他先参加民间秘密组织“庙道会”，成为会首；1922年（民国十一年），他拉着会众投入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先当副官，后升任机枪连连长。到1924年（民国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他趁前线打仗扩大队伍到数千人。孙殿英趁直军败北，在陕西省及河南省掠夺以维持军队。不久，加入刘镇华的镇嵩军憨玉琨部。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憨玉琨被国民军胡景翼部击败，孙殿英投降国民军，升任师长。不久，脱离国民军。东进沿途掠夺，最终成为奉系山东省张宗昌的部下，任褚玉璞手下的第五师师长。南口大战中，孙殿英勇战国民军。因此受到张宗昌、褚玉璞赏识，被任命为直鲁联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此后抵抗国民党北伐。1927年（民国十六年）任第十四军军长兼大名镇守使。

孙殿英因盗掘清东陵成为历史的罪人

清东陵坐落在河北省遵化市境西北部马兰峪的昌瑞山一带，西距北京市区125公里，距离天津150公里，是清国三大陵园中最大的一座。整座陵园共有5座帝陵，4座后陵，5座皇妃陵寝，8座皇子陵寝，4座奶妈坟，1座贞官墓和1座穆公墓，其中部分皇子陵寝分布于天津市境内。这些陵寝均建造于清国年间，整座陵园的最后的2位墓主人下葬于1935年。清东陵在清国存续期间一直都有专门的机构主持祭祀，也有专门的部队对陵寝及其周边进行护卫。清国灭亡后，清东陵的保护机构已经无力守卫整座陵园，这导致清东陵在1952年前多次遭到抢掠和盗掘，其中以1928年时孙殿英制造的盗案规模最大，破坏也最为严重。

1928年（民国十七年），张宗昌最终败北。5月，孙殿英赶紧向蒋介石投诚，被收编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他率部退守蓟县和遵化一带，清东陵所在地。孙殿英为筹措军饷，以军事演习为名，盗掘乾隆皇帝与慈禧太后的陵墓，收罗大批珍宝，一时间舆论大哗，但孙殿英不惜血本给民国高层上下人等行贿，压下这桩民国最大盗墓案，国民政府不追究孙殿英的责任，导致溥仪和国民政府完全决裂。

清裕陵

裕陵是清高宗，即乾隆皇帝与后妃的陵寝，位于清东陵陵区内的胜水峪。这座皇陵始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十七年（1752年）主体工程基本完工，但其最终建成时间由于尚未发现明确记载而一直存有争议。整个陵寝由圣德神功碑亭、五孔桥、石像生、牌楼门、神道碑亭、隆恩门、配殿、隆恩殿、方城、明楼、宝顶以及地宫等主体建筑组成，其神道南端与孝陵相连。

清裕陵内共葬有6人，分别是乾隆皇帝、孝贤纯皇后、孝仪纯皇后、慧贤皇贵妃、哲悯皇贵妃、淑嘉皇贵妃，这也让裕陵成为地宫中埋葬人数最多的清代皇陵。1928年，清裕陵地宫被从影壁下凿出盗洞，地宫遭到严重盗掘，尸骨位置被完全扰乱，地宫内的陪葬物品被大量盗掘。乾隆裕陵被盗宝物有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另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其中最出名的有四大宝物：

一、玉玺“八徴耄念之宝”。“玺”这个字变得尊贵是在秦朝。秦以前，不管官印、私印，都可以用上这个大名。秦统一六国后，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叫“玺”，臣民的只能叫“印”。乾隆帝一生拥有玺印1800多方，独冠帝王之首，是他爷爷康熙的15倍，是他父亲雍正的11倍。乾隆的一方方玺印是他为自己漫长人生路上树立的里程碑，也是他心情的晴雨表。他打了胜仗要制玺纪念;抄录诗作要用玺点缀;70岁刻“古稀天子”及与之配套使用的“犹日孜孜”，80岁刻“八徴耄念之宝”及与之相配的“自强不息”，都体现出不服老的劲头。嘉庆二年(1797年)，已经当了太上皇的乾隆，用的一方玺措辞极其直白，上面赫然写着“归政仍训政”，明摆着讲，虽然儿子当皇帝，但大事还得老子说了算。乾隆在位时，刻的第一方皇帝玺印，内容就是“乾隆御览之宝”。乾隆元年(1736年)的正月初四，雍正皇帝已经去世4个多月，居丧的哀伤气氛被改年号的喜庆所取代。25岁的年轻皇帝让身边的太监拿着一方铜制的玺印材料去内务府传旨，命令在上面刻“乾隆御览之宝”6个字。负责此项工作的人战战兢兢接了旨，6天后，请太监将两份篆文草稿呈送乾隆，一份是阴文(字呈白色)，一份是阳文(字呈红色)。皇帝仔细看过后给出回复:用阴文。再过40天，精心制作的铜玺完工交差。作为富有四海的君王，乾隆一生拥有“乾隆御览之宝”共有8方，其玺印材料极为丰富，仅玉就有碧玉、白玉、青玉、墨玉等等。多年战乱中，乾隆玉玺有相当一部分流失海外。当时，现存最有价值的还是上面提到的“八徴耄念之宝”。它是乾隆在位55年，为庆祝其80寿辰制作的，在乾隆玉玺中算是比较大的一枚。印文在许多重要清朝宫廷藏品中，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秋山暮霭图卷》，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柳鸭芦雁图卷》上，都印有这枚“八徴耄念之宝”。该玉玺现在英国，因在伦敦富比拍卖行要拍卖，起拍价达到60万英镑，从而引发网友群起抗议。不少网友认为，这是对中国的再度挑战，有关方面应该出面来要回这些文物;甚至还有人呼吁，要按照对上次法国佳士得拍卖圆明园兽首铜像的行为。

二、九龙宝剑。九龙宝剑非汉家传统之剑，而是结合了蒙古式的弯剑，其剑身略弯，剑长共五尺，剑柄特长，上面刻了九条金龙。而这九条龙却又是根据汉家周易的“九九归一”的寓意而雕刻的。周易中的九九归一是轮回的意思。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堪称价值连城。乾隆熟读汉书，知道天道是一个轮回，人如此，朝代政权也如此，要想永远统治奴役汉族是不可能的事，乾隆带此剑陪葬是寓意为死而复生，通过轮回来永远奴役汉人。宝剑铸成之后寒气渗人，似有汉人冤魂付于其上，宝剑周围会产生雾气，剑柄上的九龙在雾气中跃然若腾。九龙剑本是一把阴剑，在阳世使用此剑为不祥。让九龙剑重回人间的就是上面提到的东陵大盗、土匪出身的军阀孙殿英。为躲避“匪军掘盗东陵的惨状”而遭致法办呼声，他把将慈禧口中含的那颗宝珠送给了宋美龄，把乾隆朝珠中最大的两颗送给戴笠，将“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准备将最珍贵的“九龙宝剑”孝敬给蒋介石。1939年孙殿英又将最珍贵的九龙剑交给戴笠，请他转送蒋介石。当时正值抗战，戴笠命令军统特务马汉三设法将宝剑送往重庆，呈献给蒋介石。马汉三深知这把九龙宝剑价值连城，意欲拥为己有，不想1940年马汉三被日军逮捕并叛变，且献出了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日本人投降后，时刻关注宝剑下落的马汉三，得知宝剑此刻藏在大间谍川岛芳子在北平的家里以后，迅速逮捕了川岛芳子，并从她家中搜出了宝剑。1946年3月，戴笠到北平第一监狱提审女川岛芳子，意外获知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被捕叛变和变相占有九龙宝剑之事。马汉三见事情败露，主动把宝剑交出并给戴笠送了好多金银财宝、古董、字画。3月17日，戴笠携九龙剑由青岛启程直飞南京面蒋，谁知天气恶劣而机毁人亡。当沈醉从江宁农民手中寻回九龙宝剑时，它的剑鞘和剑柄早已烧得一干二净。于是沈醉将它和戴笠的遗骸一起放入棺材中入土。不过诡异的是，拿过九龙宝剑的四个人:孙殿英、马汉三、川岛芳子、戴笠，全都死于非命，乾隆宝剑诅咒的传说也因此传开来。世事沧桑，当九龙宝剑的谜底被揭开时，一切早已无迹可寻。也许对这件国宝来说，化作紫金山中的一抔春泥也是不错的归宿。

三、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为纸本水墨画，宽33厘米，长636.9厘米，是“元四大家”之首、山水画大师黄公望(1269—1354)的精心巨制。从他1347年退隐到富春山时开始画起，至1350年年过八旬之时完成了这幅被后人称为山水画“第一神品”，前后费时超过3年。明朝成化年间，沈周藏此图时请人在上题字，却被对方之子藏匿而失。当画作重新出现在市上高价出售时，沈周既难于计较又无力购买，只得背临一卷以慰情思。之后它又经樊舜、谈志伊、董其昌、吴正志之手。清顺治年间，吴氏子弟，宜兴收藏家吴洪裕得之后更是珍爱之极，“国变时”唯独随身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这位痴迷的藏家在临终时选择将《富春山居图》陪葬，所幸在已投入火中之际，被其侄抢出，但却在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断为一大一小两段，而且起首一段已烧去。18世纪30年代，《富春山居图》流入朝鲜裔盐商、着名的收藏家安岐之手，1746年，终于成为了乾隆皇帝的藏品。《富春山居图》为纸本水墨画，宽33厘米，长636.9厘米。它采用传统的“三远”并用构图法，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富春山初秋时节的迷人景色:峰峦陂陀，秋水长天，林木恬然，沙渚悠远，黄公望把富春山美丽的风光勾勒得令人心醉神迷，真可以说是:一峰一状，一树一态，雄秀苍茫，变化万端。难怪历代画家都把能目睹此画当作人生一大幸事呢!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把它珍藏在身边，经常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玉玺。《富春山居图》这件国宝被军阀孙殿英盗出东陵后，颠沛流离，后半部分最终落在台北故宫博物馆。前半部分“剩山图”经历了曲折的传承经历，1956年被浙江博物馆收藏。1999年，海峡两岸的书画家共同发起了圆合《富春山居图》的活动，他们相聚在风景如画的富春江畔，依照古代摹本，共同挥毫，临摹了长约65厘米、在“焚画殉葬”中被烧毁的那截画卷，并与各自事先临摹好的《富春山居图》前、后卷连接在了一起，分隔在海峡两岸的《富春山居图》终于圆合了。

四、缂丝陀罗尼经被。《清会典》中对于皇帝、皇后、太子等葬礼的规制都有明确规定。只有亲王以上死后才能覆盖陀罗尼经被，而对于经被花纹和颜色的规定更加详细。“缂丝陀罗尼经被”(简称经被)是清代皇帝、皇后等皇族葬祭专用的佛教用品，从质地、颜色和数量上严格分为六个等级，而这件由藏羚羊羊绒、獐子绒和真丝混合缂丝而成的经被属于最高等级，据传为西藏活佛敬贡给乾隆皇帝专用，用于覆盖其遗体以超度亡灵，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文物价值非同一般。这件缂丝陀罗尼经被长2米，宽1.38米，呈古铜色。其上共有四种文字。主体是一座佛塔，塔内缂满梵文陀罗尼经经文，塔周围有精美繁复的花纹。该件宝物目前在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意外最初发现。据了解，此件拍品最初是被藏于一件清末黄缎子袈裟中，被一位业余藏家以9万元将其买下后，才在袈裟之中发现了它。在2008年、2010年的两次拍卖会上分别以6550万元、1.3亿元成交，可谓捡了大漏!只有皇帝才能用正黄色，而皇后只能用明黄色。陀罗尼经被是佛教密宗的宗教用品，相传将它覆盖在死者身上，可以令死者得到超度，该墓葬形式最早起源于元代。被称为织中圣品的“缂丝”是我国业已失传的高级丝绸艺术品，因织造难度大，一件像样的织物至少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其珍贵性被称为“一寸缂丝一寸金”。缂丝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顶峰，而双面缂又是缂丝中的极品。这种工艺在清乾隆时期达到顶峰，此后便渐渐衰落，即便是现在也不能达到当时的工艺水平。

定东陵

菩陀峪定东陵是西太后慈禧，即孝钦显皇后的陵寝，该陵寝位于普祥峪定东陵的东侧，是清文宗的另一座皇后陵寝，通常与普祥峪定东陵合称为定东陵，而且初期建造时间和完工时间均与普祥峪定东陵相同，共用白银227万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慈禧以“年久失修”为由对菩陀峪定东陵进行大规模重建，重建工程历时十三年之久，重建之后的陵墓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皇后陵规制。在重建的开销上，仅贴金就耗用黄金4592两1钱4分3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二十五年（1899年）就拨银150万两，其他时间的耗资因缺少资料而无法统计。整座陵墓的隆恩殿和东西配殿用黄花梨构制，殿内彩画贴金，仅金龙就有2400余条；殿内的墙壁上镶嵌有30块大小不等的雕花砖壁，共计237平米；隆恩殿内有64根贴金柱，是清代其他帝后陵的十多倍。其他的形制与普祥峪定东陵类似，但也有较为豪华的改造。

1928年，孙殿英率部对菩陀峪定东陵进行了大规模的盗掘，地宫被炸药炸开，慈禧的棺椁被开掘，整座地宫内的陪葬物品几乎被洗劫一空，隆恩殿内的金龙也被全部撬走，甚至传出了慈禧的尸体没有腐烂的传言，不过孙殿英并不承认这种说法。这次盗掘也导致地宫大范围进水，当年7月，载泽前往菩陀峪定东陵，抽空积水，并重新关闭地宫。

《爱月轩笔记》称慈禧太后"脚蹬碧玺莲花，重三十六两八钱，估值七十五万两。碧玺近年价极低，然是物大者难得。今若有此物，虽不值钱，亦将合七百元一两也。"这里慈禧太后脚蹬莲花，寓意是"步步生莲"，即使亡灵尽快进入西方乐土。此外，《爱月轩笔记》又有如下记载:"金丝锦被，制价八万四千两，镶八分珠一百粒、三分珠三百零四粒、一分珠五百粒、六厘珠一千二百粒、米珠一万零五百粒、红蓝宝石大块者约重四钱者十八、小块者六十七、紫母绿五分重者二块、碧玺、白玉共二百零三块。略估珠值八十五万四千二百两，宝石约值四万二千两。"除了以上殉葬品外，慈禧太后棺中还有很多其他碧玺首饰。据清朝内务府簿册所载，殓入棺中的碧玺首饰有:红碧玺朝珠、红碧玺手串、紫碧玺手串、红碧玺念珠、金镶红碧玺正珠、红碧瑘抱头莲、绿玉镶红碧玺抱头莲、红碧玺绿玉穿珠菊花、红碧玺镏子、红碧玺帽花。这些都是慈禧太后死后用来殓葬的碧玺饰品。其实，作为碧玺迷的慈禧太后，恐怕在活着时即已念叨着要在自己未来的墓葬中置入碧玺首饰了。清朝皇宫档案《普陀峪金井安放帐》有这样的描述:慈禧太后建陵时的"穴"位就在慈禧棺椁下面的金井内，其中也存放有大量珍宝。自光绪五年(1879年)3月25日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15日，陵墓官员曾奉懿旨先后六次向金井中投放大量宝物，光碧玺类宝物就计有红碧玺镶子母绿别子一件、红碧玺长寿佩一件、黄碧玺葡萄佩一件、红碧玺葫芦蝠佩一件、红碧玺双喜佩一件和红碧玺佛头塔一件。当然，名气最大的两件宝物分别是翡翠西瓜和翡翠白菜。

据说，早在盗陵之前，孙殿英就考虑到了如何将清东陵中埋藏的宝藏运出的问题，毕竟只挖出来不是他的目的，他真正想要的是拿走这笔宝藏。所以为了顺利运走这笔宝藏，孙殿英就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名，向遵化县征调了30 辆大车，来运输他盗掘清东陵所得的宝藏。

　　当孙殿英的“军事演习”完成后，当地人就看到他的军队拉着这30 辆大车从清东陵离开了。这30 辆大车里装了多少宝物，没有准确的资料记载，不过根据清内务府的档案和李莲英的《爱月轩笔记》，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另外，这30 辆满载而去的大车也从侧面说明了慈禧墓和乾隆裕陵的随葬品之巨。除了极有收藏价值的宝藏，其他金银财宝对于孙殿英来说还不如大洋实际，所以盗掘清东陵得到里面埋葬的宝藏后，他便想要销赃了。因为没有很好的销赃门路，所以孙殿英只能派师长谭温江等人潜入北平， 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销珍宝。可能因为他们对销赃这行不熟悉，谭温江的赃物被北京卫戍司令部截获了。除了北京卫戍司令部截获了他们的赃物外，8月4日，青岛警察厅侦探队在大港码头缉拿了孙殿英部的逃兵张岐厚三人，青岛警察厅侦探队队员从张岐厚三人的身上搜获了36颗宝珠。在讯问中，张岐厚如实交代了有关这些宝珠的信息，他说他们一共有46颗宝珠，少的那10颗宝珠被他在天津以1200块大洋卖了。青岛警察厅侦探队队员问他这46颗宝珠从哪里得来的，他说这些宝珠都是他在慈禧地宫里捡到的。想想，一个普通的士兵都能拥有46颗宝珠，那么连、营、团、旅、师、军长可以得到的宝物又得有多少呢？此同时，国民政府内务部接收大员宋汝梅被人在遵化截获，当时他随身就携带着24尊铜质佛像，以及10块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在孙殿英名为军事演习、实则盗墓案发的两个多月后，他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上缴了自清东陵所得的文物，其中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从他上缴的赃物来看，称他为“东陵大盗”可谓名副其实。

　　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恶行被全国人民知晓，举国哗然。1928年8月5日，路透社以醒目标题披露了这一丑闻。8月6日，全国各大报社均予以转载。盗墓案惊现后，全国许多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国民政府，呼吁纠查主谋。然而，就在政府迫于民情派大员进行调查时，孙殿英泰然自若地以十二军军长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呈文，为谭温江辩护，呈文上罗列了作为盗陵要犯的第八师师长谭温江与盗陵案绝无关系的种种理由。徐源泉看了孙殿英的呈文后，写信给孙殿英，告诉他逃脱责任之法，信中的意思是这样的：你这次办事太过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韪，各方已经大哗，我也难以一手遮天，进行庇荫。如果想逃脱这次的罪责，关键人物你们都要设法疏通，至于行与不行，就要看你们的手段了。你们这回掠获不少珍宝，外面甚至传说有几万万，你要想风平浪静，就要下大本钱，不光关键人物要打点，甚至连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到。只要把他们打点好了，不对你群起而攻，民众方面再闹腾，也是能压住的。孙殿英虽然贪心，但他对徐源泉的话还是极为听从的，所以他从自己盗取清东陵的宝藏中取出一部分，用于贿赂国民党高官。其中他送给蒋介石一批珍贵的文物，里面甚至还包括一柄九龙宝剑，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宝石。送给何应钦的也是一把宝剑。至于特务头子戴笠，他则下了大本钱，送给他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中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他送给宋美龄一颗慈禧嘴里含的夜明珠，这颗夜明珠最为珍贵， 打开时是两块，而合拢后是一个圆球。分开时夜明珠是透明的，没有任何光亮，可是，当将它合拢后，这颗夜明珠就会发出绿色的寒光，使人在夜间能看到百步以内的头发丝。除了这些巨头，孙殿英送给宋子文一个翡翠西瓜，那是慈禧的枕头。送给孔祥熙和宋霭龄两双朝鞋上的宝石，送给阎锡山的是他十分喜爱的价值50万元的黄金。在孙殿英大方地赠送后，天津卫戍司令阎锡山组织军法会审，虽然有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也不过逢场作戏，最后不了了之。军事法庭上报几个月过去了，因案情盘根错节，难以判决。这时孙殿英已率领军队到陇海线上与阎锡山、冯玉祥取得联系，又在嵩山附近民军中收抚了两万多人，深得阎、冯的器重。经孙殿英与阎锡山交涉，谭温江亦被释放。以后孙殿英不断加官进禄，提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庞炳勋投敌组织新五军。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曲线救国"的"忠臣"，被委派为先遣军总司令，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这个20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的盗陵主犯，终于被解放军生擒，后死于战犯收留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