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被风吹卷着的沙/
风吹来的沙[散文随笔]
作者：刘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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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不是那些小哲理、小情调、小感觉，也无关什么华丽或清新的姿态性风格，它是成年人的成熟文体......
——唐欣《珍藏的时光》（《风吹来的沙》序一）
取名《风吹来的沙》，是想起老家人的一辈子，像荒原上的流沙，被风吹卷，能掌控命运者不多。幸运儿虽在风中游走自如，却拦不住光阴催老，转眼就沉入沙海，不见踪影。......推及人生，概莫能外，常态而已。
——刘润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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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来的沙[散文随笔]
涝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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涝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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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后墙不远处，有人工挖出的涝池，四五亩见方。夏天一到，乌黑的水面黝光闪烁，杂草里蚊蝇起降，蜻蜓在草叶上立着打盹。
一群社员在涝池里清淤，紫泥堆在四周。涝池沤出来的臭，浓得化不开，酽得叫人闭气。池边，一台柴油抽水机咚咚作响，黑色橡胶管吐出白水，流进涝池后黑白融成一片。
朝曦和晚霞里，涝池水面镀了斑斓，草木枝叶摇出些许静谧。冬天涝池结冰，孩子们在冰面上抽陀螺，打“滑叉”，像苍蝇四处乱撞。
有一年，涝池淤泥中挖出了一个死人，据说是外地来的“流窜犯”，死因不详。包产到户砸烂了生产队的“大锅饭”之后，涝池边的树木没了，汲水的人、饮水的驴马和羊群也不见了。
年纪小，乡村也小。年纪大了，乡村没大。涝池没有被填平，污臭犹存留在我私爱的某首诗里。
少年读诗，颇喜闻一多《死水》，曾拆出《人民画报》中间通页——闻立鹏为其父所做的油画《红烛颂》装框悬于壁上。
遥想浓髯长衫、手持烟斗的闻先生，在“何妨一下楼”里考据、治印、作诗，炮击时政，挑战独裁。“党国”容不了这样的狷介高知，昆明小巷的几声枪响，毁灭了满腹经纶的民主斗士。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死水》已成经典，涝池系其缩影，确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所在。
闻先生笔下色彩华丽的死水，如同外形不存的涝池，仍旧大面积扩散肮脏、腥臭、杀戮和阴谋，从一代人的童年岁月延续到中年世界。
是他的预言准确，还是我的感觉有误？
2012年6月20日
电影院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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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勤影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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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16日，民勤电影院开业，电影进入县城。同年5月31日《甘肃民国日报》载，民勤柳林湖张作兴到北平学习“电影事业”，结业时买了一台电影放映机和一些影片回乡，经当局审查准予营业，在城乡流动放映。
1958年，民勤县新建的电影院——群众剧场在县城东大街竣工。苏联建筑风格掺杂了中国特色，灰砖砌成前墙，门洞上方矗起三块扇形水泥花瓣，居中的花瓣突出，顶端塑了五角星。星芒和门楣空处阳刻颜体行楷“群众剧场”。
院门西侧墙上凹进两个“∩”形洞，洞上挂了黑油漆底色铁牌，写着当日电影名；洞里安了深绿色木板，售票员在洞口后收钱售票。东侧开双扇木门，内有走廊通往影院侧门。走廊里纵贯木栅栏，两边廊壁与栅栏间仅容一人走过。两名检票员守门，接过顾客入场券，撕了副券放行入内。
影院宽大敞阔，能容纳约五百人。内墙看不出本色，齐腰处墙泥脱落。一排排绿色木长椅，立在坑坑洼洼的砖地上。屋顶高约六米，木梁交错，安了数盏白炽灯，也垂下许多吊吊灰。东西侧墙上各开五个方形窗户，黑布面厚窗帘卷了一半，准备随时落下。
“文革”中后期，群众剧场已无剧可演，专放电影。银幕人物赶走了一个个寂寞黑暗的长夜，电影院的生意异常兴隆。
影片主要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八个样板戏，穿插翻拍的《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和新品《碧海红波》《难忘的战斗》《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外加引进的“无产阶级兄弟”国家故事片——朝鲜《卖花姑娘》《原形毕露》，阿尔巴尼亚《第八个是铜像》《宁死不屈》等。
我最初的电影记忆是连续的恶梦。
在电影院里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号称金正日将军导演的《卖花姑娘》。地主婆用沸腾的参汤和滚烫的炉灰弄瞎了顺姬的眼睛，地主又派狗腿子背着顺姬扔到密林雪地里冻死。
“卖花来呦，卖花来呦，快快来买这束花。让这鲜花和那春光洒满痛苦的胸怀。”主题曲凄婉，催人泪下。
邻座有人抹眼泪，有人抽泣，我吓得浑身发抖。
当夜，我数次被恶梦惊醒，满世界晃动着地主凶狠的嘴脸。看了舞剧《红色娘子军》，梦见浴火不倒的洪常青衣衫褴褛遍体鳞伤，女战士单腿跳跃，举枪瞄准无路可逃的“半毛子”南霸天……
学校每学期要包两三场电影，初衷是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五分钱一张票，老师带队去影院。
那天中午上演《激战无名川》，男主角郭铁和美韩特务在铁道上斗智斗勇，火车喷着蒸气疾驰而来，郭铁肩扛扳手大汗如注。
我攥着前排椅背不敢喘气，挤在我身边的男同学小强子眼盯银幕，一只手伸进了我的书包，偷走了我的新铅笔盒。
该死的美韩特务，出现的真不是时候！
父亲带我在电影院看过《青松岭》和《创业》，李仁堂扮演的张万山和华程对面总是站着钱广一类的阶级敌人。我想不清楚，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人？
有一年春节，父亲托熟人带我去看《金光大道》，拥挤中我被守门员挡到了栅栏外，眼睁睁地看着领我的大人进了影院。站在影院门口的人流边缘，一种被遗弃或找不到组织的懊丧感慢慢被放大，无奈又无能为力。
1976年9月间，电影院停演电影，做了追悼毛主席的灵堂。一年后，武威地区歌舞团在此演出了《野猪林》、民勤剧团的秦腔《洪湖赤卫队》、李玉寿先生创作的歌剧《周月月》以及传统戏曲，与拨乱反正的电影比肩并起，群众剧场门庭若市，盛况空前。
电影院是县城里夜晚最乱的地方。
一部新电影上演，就会在影院掀起不大不小的骚动，弄出些是非。翻墙进影院看电影的少年，聚众斗殴的知识青年，挤满过道的人头以及银幕和观众的喧哗，极像盲流奔涌的码头。
20世纪80年代初，多年失修的电影院场已成危房，新影剧院在西街落成。
我在影剧院连续看过两遍红极一时的《少林寺》《人生》，看过被观众冷落的《两个人的车站》《最后一班地铁》《德克萨斯州的巴黎》。
我还记得那些固定的黄色翻板座椅,冬天屁股底下瘆人的冰凉，夏天难耐的闷热；记得阴云沉沉的下午，县城中学生在影剧院前集会，纪念因抢救落水者而牺牲的一位少年英雄。
十多年后，新影剧院不复存在。原址上建了市场，天气炎热时买啤酒或冷饮、瓜子。
我接过摆摊的同学递来的酒杯，想问他关于县城里的电影院，还记得多少。我没有问出口。我知道他会说得闭不上嘴——要说的真是太多了，来来来，喝了这杯再说吧。
2012年7月
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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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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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百度”上查了有关词条，找到了“赤脚医生”一词的来源：1968年9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赤脚医生的文章，“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
词条解释：
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有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
这个解释基本靠谱，但准确度不高。赤脚医生出自医学世家的不乏其人，也有许多人出于其他原因自学成才。
清末民国初，一些在科举路上出头无望或厌倦仕途的文人士子毅然转身，将写惯了八股的笔墨纸张变作草药方笺，修齐治平、光宗耀祖的远大理想化作悬壶济世、治疴去疾的稻粱之谋。
时局动荡，学医自然是救人利己的最佳职业生涯。秀才变郎中，倒也轻而易举。自幼打好的古文功底，圣贤文章的经年教化，学会望闻问切，记诵汤头歌诀并非难事。
这些秀才出身的乡村郎中是赤脚医生的父辈或前身，他们改变了“世家”主导的底层医疗架构，也使西医东渐的风气里加进了些许江湖味道。
第二种赤脚医生的来源称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未免滑稽可笑。
1949年后的高初中教育，教人以暴力革命、武装斗争、阶级矛盾，把科学不当回事，何曾教人医术病理？挑选何人当赤脚医生，话语权在官员，说某人懂些医学，不过是关系学里动动嘴皮子的小事。
1974年，民勤的两百多个大队都有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五百零八人。各村医疗站有一两间诊室，两三个医生，治疗头疼脑热、拉稀跑肚的小病，偶尔接生引产、剖腹结扎，缓解个别重症病人的症状。
大队医疗站的豁牙老大夫曾在国军服役，后来因历史问题被某医院退职。大队医疗站挂牌时，他再度出山，领着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学徒在诊室里打针换药。
医疗站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行动，就是给小学的四百多号娃娃种牛痘，防治天花。牛痘普及前，农村孩子出天花发烧，郎中点燃艾草，在孩子嘴角、头顶等部位烧出几个“灸疮疤”。天花治住了，疤痕却终身难消，成了民勤人面部的独特印记。
老大夫在校长带领下进教室，看到学童们坐在木凳上，等着医生用蘸了酒精的凉棉球涂抹胳膊某处，再用尖细的针头画出一个小小的“井”字。
第二次大行动是推行计划生育，集中了各队育龄妇女施行绝育手术。医疗站诊室里搭起了门板拼成的手术床，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主刀，豁牙老大夫师徒当助手。女人们进去时满面愁容，出来时手扶门框，捂住肚子皱着眉头咬牙切齿，忍住不发出疼痛的呻吟。
当时有两部电影《红雨》《春苗》，讲的是赤脚医生和阶级敌人斗争的故事。
我的小学班主任是个帅哥，爱上了大队医疗站的女赤脚医生，教学生唱《红雨》主题歌：“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也唱《春苗》插曲：“身背红药箱，阶级情谊长。千家万户留脚印，药香伴着泥土香。”
贫下中农对赤脚医生的赞美，频频传入女赤脚医生耳朵，从泛指到定向，老师心知肚明，我们莫名其妙。
正常的情景，是豁牙老大夫和学徒各自骑了自行车，走乡串户诊病。老大夫肩上背了紫红色小皮箱，皮箱正面中央位置涂有小白圈，圈里画了红十字。学徒自行车后座架两旁挂着白色布兜，兜布上缝着两排小口袋，装着针筒、纱布和常用药片。
老大夫指点学徒给肺结核病人和甲状腺肿大者配发免费药品，自己给队里的成年男女传授避孕套和避孕药的使用方法。有人反问老大夫：“你说的好得很，为啥你养了八九个娃娃，不用套子和药？”老大夫笑了，豁牙全部暴露：“这套子从外国弄进来得晚了，早有这东西，我的牙也不会掉光啊！”
传说邻村张老汉攀树摘沙枣，被大风从树枝上吹落，一头杵在坚硬的板滩上，脖子缩入肩胛中。豁牙老大夫闻讯赶来，在屋梁上悬挂了皮绳，提起斧头将一枚长约一尺的铁钉从老汉左鬓钉入，自右鬓穿出，又在两耳后穿了一枚同样长的铁钉。
老大夫招呼徒弟托起张老汉肩膀上的脑袋，把屋梁上的皮绳扣系在两根铁钉伸出的四端。徒弟抽了张老汉屁股下的高凳，张老汉双脚悬在半空，号叫揪心裂肺。
翌日，张老汉的脖子回归原位。豁牙老大夫和徒弟拔出了张老汉头上的铁钉，在颈部横围了一副驴壅子。月余，张老汉初愈，打发儿子到大队医疗站感谢老大夫。
学徒说，上面的领导害怕你爹死掉惹出乱子，让老大夫回家歇息了。
学徒一如既往地下队看病，天长日久，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夫。
1985年，全县村级医疗站改为村卫生所，赤脚医生变成了乡村医生。学徒承包了村卫生所的当夜，去看弥留之际的豁牙老大夫，问及往时给张老汉拔脖子的技巧。
豁牙老大夫喘着游丝般的气，说：“那是我在国民党部队里学的，怎么敢教给你？现在不行了，想教也没机会了。”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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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润和，1966年生，甘肃民勤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散文家。 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散文》等刊物。为中央电视台等撰写纪录片解说词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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